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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而李诚中所面临的兵变风险，其范围也从整支军队减小到军事参谋总署。
至于军事参谋总署可能出现的背叛，难度不一定比部队主官小，甚至可能更大。除非一支军队在整个兵变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环节上，全部虞侯参谋都参与了兵变，否则李诚中都会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继而采取措施予以镇压。
而要达成这样一条龙式的背叛，涉及的虞侯参谋数量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真要到了这个地步，李诚中也没有必要继续当这个卢龙节度使了，干脆体面地直接宣布自己下野还更合适一点。
在这次的大扩军中，军事参谋总署拟定的人员编制超过2000之数，刨除中南海警卫局直属的警备营、调查统计局设立于各处要地的外派机构人员外，四司及两局的虞侯参谋共计900余人。其中虞侯司核定180人、教化司核定120人、作训司（含白狼山军校）核定280人、后勤司核定160人、调查统计局核定120人、中南海警卫局核定80人。
这是一个庞然大物般的机构，属于领先时代的创举。尤其是其中的后勤司，更是将后勤的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李诚中记得当年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军事文化课那位教官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高级战斗打后勤，中级战斗靠组织，低级战斗玩战术，末流战斗拼军队”，讲的是高级别条件下的作战，首重后勤、科技和装备，次之则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只有低级的指挥者才一天到晚琢磨着玩战术，至于那些想要凭借士兵勇气和血性来死拼敌手获胜的，属于不入流的军官，他们指挥作战的能力是完全不合格的。
当然，教官也说过，以上只在纯军事层面讨论，不考虑政治、经济、民心向背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特定政治条件下，掌握了民心向背的解放军就靠着战术和牺牲精神硬生生拼掉了后勤装备和组织程度远高于己的对手。
虽然说时代不同，但李诚中还是深深受其影响，对于后勤的重要性认知也相当深刻。这才将后勤司的地位拉到了和老三司几乎一样的高度，只比老三司低半格，却比调查统计局和中南海警卫局高半格。
六月十日，节度府公布了军事参谋总署的各项任命。虽说高级将领的任命大多已经在朝廷的官职封赏里初见端倪，但那一连串的牙门将、兵马使、防御使、团练使、军城使、守捉使、马步虞侯等等对于现在的卢龙军军官们而言都毫无意义，真正的权力还在于节度府的差遣任命。
军事参谋总署是个新衙门，官职本身也是新设，在冯道和韩延徽的建议下，李诚中决定，将其长官称呼为署令，这也和自己受封的中书令相关。其下四司长官的级别提升，高于军一级主官，称谓也予以改变，和军一级的都指挥使、都教化使、都虞侯使、都参军使区别开来，称呼为总管，这样的官名也和将来军以上规模作战相结合——在出现需要集合多支军级部队作战的情况时，设立临时行营，由三司级别的长官出任行营总管。
调查统计局和中南海警卫局长官则称为观察使、巡察使。值得一提的是，柳城都督府二堂上的那块“中南海”的牌匾也被李诚中带到了幽州，悬挂于节堂之上，卢龙节度府的节堂也随之更名为“中南海”。
张兴重出任虞侯司总管、姜苗为教化司总管、周坎为作训司总管，均为从四品上宣威将军，是李诚中手下三大巨头。后勤司总管是虞侯司原后勤处从事赵弘德，赵弘德目下以从五品下游击将军领总管一职，但后勤司总管的正式级别应当是正五品上定远将军。
调查统计局观察使为高明博、中南海警卫局巡察使为乞活买，二人分别是从五品下游击将军，同样是低品领高位，两局正式级别应当是从五品上游骑将军。
调查统计局向来有之，姑且不必细表，中南海警卫局虽下辖一个常备的中南海警卫营，其职权是保证节度府、军事参谋总署和判官署的安全，是拱卫李诚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李诚中控制军事参谋总署和判官署的直接工具。中南海警卫局虽然是新设衙门，但却比调查统计局更能让人认同，绝大部分人都将其看作李诚中的亲卫，中南海警卫营也被卢龙体系内部称为“牙军”，乞活买则是真正的牙门将。
这便是军事参谋总署的四总两察格局，军中称为“四总长”、“两总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