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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峰姐的病逝对全家“一老两小”的打击堪称是最残酷的。“一老”就是我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母亲，那简直就像用刀剜心一般的难受。好在母亲是经历过两度大灾大难的人，否则肯定会彻底被击垮的；“两小”即两个外甥女金巍金迪，小小年纪便彻底失去了“母爱”，对她俩而言同样是此生不可弥补的一大人生“缺憾”。
淑峰姐葬礼过后，我觉得有必要在家呆上几天，重点陪陪母亲。因为对老妈来说姐姐的病逝不啻是又一次重大人生劫难。
自打淑峰姐病故后，母亲自然就成了我这个远在他乡游子第一挂念的人。说实话，我的母亲的确了不起。本以为姐姐的病逝会击倒她，但她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后来，在跟母亲的交谈中我总发现了母亲能迈过这道“坎儿”的奥秘。原来是她老人家实在不忍再看淑峰姐被晚期“癌病”折磨的惨状了。因姐姐最后留给我的印象毕竟还是那样美好，故我才对她依依不舍，才渴望她活在这个世界上。
此后，陆续从母亲、贵章哥、老五和老六的口中获知，当姐姐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跟她最亲最亲的人才不忍看她继续被病痛残酷地折磨下去，都盼她快些奔向天国……因为似乎只有那样姐姐才能摆脱病痛，才能最终获得精神解脱……
听了母亲和兄弟们只言片语对姐姐生命最后时段的描述，为了保留淑峰姐在我心中的“唯美形象”，我决定永远不再对姐姐的最后时刻刨根问底。直到2022年7月4日夜晚，远在西班牙的大外甥女金巍在与我视频时，她才泪流满面地跟我大概描述了姐姐1983年4月29日夜里在她离别人世前目不忍视的样子：体重不足50斤，萎缩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头发几乎掉光；看面相就象一个老太太；脸面没有一点血色；一眼望去令人心生畏惧。据大外甥女说，此生有一事让她遗憾至今。即妈妈在临咽气前让她亲上一口，但她因忌恨妈妈把她一生下来就送去镇赉姥姥家，所以才没有满足妈妈这最后一个要求。相比之下，妹妹金迪却亲了妈妈，现在一回想起这件事她就泪如泉涌，追悔不及，觉得那时的自己太不懂事了。
人生历来如此，不论哪个家庭即便发生了塌天之事，一旦事过境迁，生活的“车轮”还得照常向前滚动，这就是人生。
对于我们陈氏一家而言，淑峰姐虽然走了，但贵章哥的女朋友杨蕴伟却既成了进入我“陈氏一门”的事实，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看来人生就是在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
事实再一次证明，贵章哥所处的女朋友杨蕴伟不愧是一位有修为有担当的人。在淑峰姐去世前后这段时间，做为一个尚未嫁入陈氏的“准媳妇”，她积极承担了她不该做的许多事情，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陈氏的一分子，主动上门，积极作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让我最为感动的一件事，是她不辞辛苦跟贵章哥和我与久章一道驾着一部铁推车从哈达湾造纸厂往临江门老宅拉树皮。
我敢说，生长在江城造纸厂总工兼调度总长家庭的杨蕴伟老师肯定是从来没干过这类“重体力活儿”的。但秉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理念，她为帮助男友家克服生活困难，毅然放下了“大家闺秀”的架子，在造纸厂一边跑“批条”，一边租车并和我们三兄弟一同进场往车上装树皮，整整忙了小半天。而后，又跟我们三兄弟一道沿江城大街再转桃源路步行近30华里把一大车树皮拉回到临江门老宅。
在此过程中，她跟我们三兄弟一样奋力推车，弄得满身灰尘，一脸热汗。但她都没叫一声苦，硬是咬紧牙根跟我们三兄弟一起完成了这次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这件事至今虽已过去了39年，但却给我们兄弟留下了永难磨灭的人生记忆……
在我的人生轨迹里，1983年“五.一节”的千里奔丧是件铭刻在心的大事件。淑峰姐的葬礼过后，我在家里只住了5天，见母亲情绪还算稳定，且晚上能基本保证4个小时的睡眠了，我才辞别家人返回了镇赉农场中学。
淑峰姐的病逝对我的心态影响很大。其中带给我的最大改变，是让我打消了“不能在农场找对象”的“一根筋”思维，使我确立起“何处黄土不埋人”的务实人生理念。
人生的逻辑历来都是让人飘忽莫测的。当你刻意要达成某种愿望时，却总会因各种缘由让你不能达成所愿；而当你一旦放弃时，它可能又姗姗而至了。
1983年5月20日，省农牧厅和省高教局联合行文发出了《关于对全省农、林、牧、渔四场在职教师实行带薪培训的通知》。得此消息后，我认为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机遇，故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抓住它。为此，我第一时间便向场人事劳资科报了名。此外，《通知》载明：“对本年度计划通过参加全省统考招录的首期在职委培生将采取在长春市农业机械化学校设置（中师班）的方式加以实施。”
鉴于距全省统考日还有半个月时间，故我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开始了紧张的迎考准备。当时农场中学符合报考条件的只有王文斌、沈艳娇和我等3人；全场小学共有杨晓慧、夏淑华、许华、杨秋慧、张春英、袁立君、沈艳梅、刘雪梅等8人。
1983年6月6日，场党委责成分管教育的鞠长荣同志带领我们11名考生奔赴设在白城市的第一考场参加了为期3天的“大统考”。
在此期间，我对小张老师的备考情况格外关注。记得在政治科开考前，我还有意识地考了小张老师几道题，结果发现她记得并不牢靠。为此我还一边提问，一边责备她说：“就你这个水平还来考什么试呀！”刺激得她还伤心地掉下了几滴眼泪。
为期3天的“大统考”很快就结束了。我自认考得还不错。当我跟小张老师对过考题后，觉得她的成绩应在“三悬之列”。通观全场11名参考老师的情绪反映：王文斌、袁立君、夏淑华和我等4人个个春风得意，一脸喜悦；张春英、杨晓慧、杨秋慧、许华4人既未笑容满面，也未一脸愁容；只有刘雪梅、沈艳娇、沈艳梅3人考得不好，才一脸阴沉，露出一张苦瓜脸……
1983年7月25日，我们11名老师的考试成绩正式发榜：王文斌第一420分；袁立君第二390分；陈孝章第三351分；夏淑华第四335分；张春英第五286分；许华第六275分；杨秋慧第七273分；杨晓慧第八268分。唯有刘雪梅、沈艳娇、沈艳梅3人没有进入录取线。此外，另据鞠长荣通报，王文斌是全省委培考生总分第一名；陈孝章语文单科全省第一。当本次考试成绩在全场发布后，进入录取线的8位老师自然是欣喜若狂。只是苦了沈校长俩姑娘和刘雪梅，一度成了全场职工街谈巷议的“天大笑柄”。
当我还沉浸在考中长春市农机校中师班的喜悦之时，忽然接到江城贵章哥的来信：说他暑期将和女友去北京“旅行结婚”，让我放假立刻返回接替他完成对江城市木家具厂年轻职工的《现代汉语》培训教学。
贵章哥结婚可是我家的“头等大事”。故暑期一到，我便立马返回江城。待回到家里后我才知道，贵章哥女友杨蕴伟一揽子承担了跟贵章哥结婚的一切条件准备。这其中包括婚房、婚服、生活用品及旅行结婚的一切费用开销等。从某种意义说，陈氏这不叫“娶媳妇”，而是“捡媳妇”。得此情况后，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三嫂的宽宏大度以及给予陈氏“孤儿寡母”的包容和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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