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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登之在军中没有实权，所以仅免除官职、剥夺政治权利，有幸得以保全性命。
张茂度作为谢晦的好友，本来难逃一死，但因张邵的关系，刘义隆只把他召回京师，不进行诛连。
北魏的南蛮保安司令官王慧龙，之前接到谢晦的求救信号，率一万人攻陷思陵戍，再向前推进，包围了项城，但当听到谢晦失败的消息，想来继续征伐也没什么意义，只好裹胁了大批居民回军北上。
虽然这一次没能大施拳脚，但几年后，王慧龙便有了用武之地，成为刘义隆的噩梦。
谢晦一死，刘义隆彻底放宽心，开始逐步排除徐、傅、谢三人在朝中的影响。
相比除掉他们，这件事就容易多了，无非是从两方面去做，一是把他们支持的加以否定，二是把他们反对的加以肯定。
刘义隆急于完成此事，所以过程中难免出现偏颇和趋向极端。
3月2日，刘义隆下诏召回谢灵运担任皇家图书馆长，颜延之担任立法院主任立法官，赏赐和礼遇比刘义符时期还更优厚。
惠琳道士也迎来了第二春，经常受邀到宫中和刘义隆讨论国家大事，于是也便参与到朝廷诸多事务之中，从此宾客盈门，门前经常停着几十辆马车，贿赂和礼物前后相接，每天筵席七八桌，座位常常爆满。
惠琳在家经常脚穿高齿木屐，身披貂皮大衣，并设立专门接待客人的传达官和书记官，颇有达官显贵的气派，堪称出家人里面的一股泥石流。
会稽人孔觊，曾经也跟风前去拜访惠琳，因为宾客太多，只能寒暄两句而已，不能多说别的话，等到回去之后，对朋友感慨说：“现在连出家的道人都当了宰相，冠帽鞋子发错地方了！”
谢灵运等三人都是公认的政坛渣滓，之前已被徐羡之剔除了，如今刘义隆刚刚掌握全局，就把三人重新起用，用意自然是彰显自己的权威，并宣扬徐羡之三人的过失，但心情可以理解，做法却有些偏激，他这种秉性终将酿成巨大的灾祸，直接威胁到他自身，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
当然刘义隆或许心思敏感，疑神疑鬼，但绝非蠢材，深知上位之初，必须有一番作为才能真正稳固大权，因此除了提拔谢灵运和拜道士为国师之外，还是实施了许多利国利民的为政举措：
把16个散骑侍从官派遣到地方，分别视察各州郡县，考察官员的操守，访问民间无处申诉的疾苦，又让各郡县政府上疏报告行政得失；
每年三次到延贤堂听取人民诉讼，体察民情；
大力振兴农业，减免百姓赋税，提升国民建设刘宋王朝的热情和积极性；
大力弘扬教育，扩大办学，在国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提升国民整体素质。
就像唐朝魏征说的那样“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皇帝里面，前期表现可圈可点的，大有人在，但多数都折在中期，到了后期更是一塌糊涂，当年的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今刘义隆到底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所谓的”元嘉盛世”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
但这当然不妨碍刘义隆的满腔热情，除掉眼中钉和肉中刺的滋味，相信多数人都能体会到，那酸爽简直无法阻挡。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词语本身虽有贬义，但其实是个真理，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是适用的。
刘义隆能取得当下的成绩，完全靠身边人的辅佐，这些人意料之中得到升迁。
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檀道济，升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督导官；给力大将到彦之，升为为南豫州督导官；智囊团成员、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王华，升为中央军事总监，仍担任高级咨询官。
王华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都是高级咨询官，风采胸襟和格局才干，在当时算得上出类拔萃，连同禁宫侍从长谢弘徽，同时受到刘义隆的器重，号称五臣。
王弘虽也位高权重，但毕竟与刘义隆称不上亲密无间，地位远不如其弟王昙首。
谢弘徽是谢琰的侄孙，为人不苟言笑，在适当的时机才发言，在婢女奴才跟前，从不随便说笑，十分看重尊卑贵贱。他的堂叔谢混，对这个大侄子很是欣赏，常对人说：“谢弘徽与人相异时不会伤害别人，与人相同时不会妨碍别人，堪称当世人杰，我对他无可非议。”
传说中的清谈，多数时候就是像这样互相吹捧，刘裕之后，清谈并未消失，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但并不是说这种言谈一定是祸国殃民的，毕竟三言两语怎么也毁不掉整个国家，唯一的问题在于言语背后传递的价值观和处世态度，如果浮夸矫情的风气笼罩国内，那时候就显现出清谈的危害了。
两晋的清谈黄金期已经淡去，虽仍有遗留，但在刘宋王朝已掀不起多大风浪，因为新的毒瘤正在生根萌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