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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全体加入国民党和在职工运动中发展国民党的主张，与毛泽东等人发生激烈冲突，未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于他当时的影响，以及他在国共合作立场等方面有所改变，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回到北京，于同年五月被北洋政府逮捕，遂叛变自首；后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获释出狱。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工农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之后，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赴南昌，曾试图阻止八一南昌起义，与周恩来等发生矛盾。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他又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三一年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他回到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出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因推行王明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造成严重后果。后因没打破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转入川陕地区。诚如前文所述，他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所幸，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与中央红军于夹金山下会师。
在策应中央红军长征方面，红四方面军的军政领导是一致的，而且是积极的。对于两大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徐向前的这句话：“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可以反映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真实心情。但是，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四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诚如前文所述，徐向前与***的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据徐向前观察：张国焘和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由于“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这就是张国焘于六月十二日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的思想基础：“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之。”张国焘为了表示自己的急切心情，还特意说明：“如有必要请指定会面地点。”同日，徐向前执笔的《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写道：“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来，请立即电告。”
但是，就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明确指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第二天——六月十七日，张国焘为什么突然反对党中央决定的北进方针，公然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能详告。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更为可笑的是，他在六月十三日致电党中央称：“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但是到了十七日，突然又说“茂（县）、理（番）粮食较懋功困难”，结论是“如之暂时利南攻”呢？对此，《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是这样写的：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党中央的结论是：南下是退却，其实质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映。但是，决议中没有，也没有必要写明张国焘为什么由“请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之”，突然改为“如之暂时利南进攻”。
徐向前是赞成中央决定的北进战略的。对于张国焘为什么突然提出南进路线？他说：“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向我打招呼，十七日即复电中央。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徐向前同志由于不知内情，只是根据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中央的电文，做纯客观的论述的。至于张国焘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突然转变，他的回忆录中没有说明。
事后，张国焘花了很多笔墨解释所谓的“北上和南进”之争，并采用了栽赃、攻击中央——主要是毛泽东的卑鄙手法，为自己的错误涂脂抹粉。但是，他当初的言论白纸黑字留了下来。在他看来，南下与北进是路线之争。事后他曾公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他认为中央提出北上的路线，是“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与此同时，他又不止一次地说道：南下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在所有的言论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坦诚他的这种突变的原因。
笔者认为：张国焘对战略动向——北进与南下的突然改变，以至发展为和中央的对立，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换言之，张国焘要篡夺党中央权力的野心，也不是一下就暴露无遗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他对中央红军的实力做出错误的判断后，才逐步地完成的。请看张国焘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上与党中央对立的道路的：
张国焘于六月十八日收到中革军委《关于需集中兵力突破平武对四方面军的指示电》后，清楚地知道该电的用意是：为两大红军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叩开北上的大门平武。对此，他虽然坚决反对，但是他采取的方式还是和缓的——以自己了解平武等地情况为由，给中央出难题，迫使中央改变既定的战略方向，同意他的战略构想。为此，他于六月十九日《关于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中强调：“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胡宗南十二团并指挥原十九路军九团，钟松、王耀武六团，共二十七团以上，在松潘、平武线”。同时，他“同意打松潘。松潘占后，平武、南坪就好打了。但胡集团十团以上兵力于松潘，而我为给养、地形所限，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因此打松潘须用分路合击、多方游击的战术”。怎么办？他在这封电文中给中央开了这样一个药方：
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及刘文辉六团防泸定，丹巴、绥、崇为战略要点，须速占并坚决巩固之。两河口通松岗、卓克基到阿坝路，请详查明，据现实看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请即决示行。……
张国焘的用意是清楚的：一方面切勿北进，只能在夹金山周围活动，最好“以一部向西康发展”；而“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并不是为了北出四川，而是坚守他匆匆建立的、并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的区域。理由嘛，“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
但是，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似已觉察出了这其中有文章，收到张国焘的电文之后，连夜召开会议，并于六月二十日四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张国焘个人发了电文：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向雅、名、邛、大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
张国焘在收到上面这则电文之前，红四方面军“在川敌猛攻下，我军被迫放弃北川县城，于笔架山至神仙场一线，继续凭险阻敌。南面的红一方面军，亦被杨森部压迫，撤出宝兴”。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张国焘看完上述电文，知道中央依然坚持原定的北出四川的战略，而且请他“再过细考虑”！就是像他说的那样“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方针”，其战略部署也绝非像他设想的那样，而应是“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向雅、名、邛、大打去……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全局”。对此，张国焘看后显得被动。姑且不谈他的战略动向是否正确，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张国焘的所谓军事部署是草率的，而中央的建议则是可行的。
张国焘为什么会出此下策呢？实事求是地说，他虽然对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关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有所考虑，但是他还“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加之，当时整个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实力估计错误——陈昌浩就曾公开提出“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向来主张所谓“实力政策”的张国焘也不便提出要挟中央的意见。当两大主力会师之后，张国焘从侧面探听到了有关中央红军损失很大的情况，欲要提出制胜中央的战略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他又不甘心认同中央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故虽匆匆提出南下的方针，却还提不出正确的军事部署方案来。
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到达理县，与徐向前商量的意见是：“还是应按中央北出的指示，做攻打胡宗南的准备。”“北川已失，出平武困难，唯一的出路是想法拿下松潘，我们一面派兵加强东面的千佛山、观音梁子一线，狙击川敌，扼控茂县；一面调两团兵力向松潘方向运动，并派人侦察黑水地形，拟西取黑水做后方，援应攻打松潘的部队。”对此，张国焘是不赞成的，但一时又来不及开会，把徐向前、陈昌浩统一在他的战略构想中，加之中央明确指示：“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这样，“张国焘才急忙动身，从茂县赶到懋功去”。
张国焘混迹政坛多年，尤其是在国共两党中央工作过十多年，就说他从一九三一年四月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独当一面，也整整四年又两个月了！他在这漫长的权力中心的角逐中，不仅懂得了政治斗争的真谛，而且在运用权谋、利用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可谓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地步。就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政治赌场中一位玩得不错的赌徒，虽然他也曾有过不小的输赢。所以在他看来，这次去懋功参加中央会议，只不过是去政治赌场赌一次；把商榷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动向，也就顺理成章地当成了这次政治赌博的砝码；接下来，他把中央主要与会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当成这次赌局中的对手，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张国焘与毛泽东相识最早，虽然他们二人谁也没有说明第一次相识在何时何地。据笔者推算，毛泽东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他们二人可能就相识了。除去工作的原因，毛泽东的好友邓中夏与张国焘是同学，且又都是李大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得力助手。但是，由于张国焘生性傲气，十足的大少爷作风，他很难看得上穷得难以果腹的布衣之士毛泽东；另外，身着布衣却心系天下的毛泽东，肯定也不会演出李白拜见韩荆州的戏来！据张国焘的回忆，他和毛泽东的政治交往始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令笔者不解的是，毛泽东多次提到在党的三大上力主国共合作，反对张国焘拒绝国共合作的观点，但张国焘却只字未提他们有过争论，相反倒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之后，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从此，张国焘再也没有和毛泽东见过面。但是，他对毛泽东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组建工农红军、建立中央苏区等革命活动是有所耳闻的。直到遵义会议之后，他才获悉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也或许是基于上述的原因，他到达懋功北边约九十里的抚边两河口时，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张国焘与周恩来相识较晚，但同在中央共事的时间却比较长。他最初的印象是：“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后来，当张国焘代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赶赴南昌，阻止起义，“周恩来愤而辞职”借以表示坚决起义的决心，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待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过后，张国焘由苏联归来，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视“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只是跟在李立三等人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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