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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应该是“该没有炸开吧，红军该没有进城吧，快些丢了枪跑吧。沉寂的时间是很短的，不过半分钟，每个人的思想过程，都得到他自己的结论。
城墙上重新响起枪声，依然奔驰着叫！号！信号枪也不见放出它的颜色闪光。爆炸没有奏效……但是有两处坑道作业，一处爆炸不成，不是还有一处可以爆炸吗？看第二回吧。又等了相当时间，第二处爆炸了。从爆炸声听来，又是未奏效的。……
这两次爆破未获成功的原因有二：一是红军使用的炸药质量不行，再是守敌“在城墙下掘土五尺，用空坛子放下去听取声音……他们派工兵挖沟灌水，浸湿土壤使红军爆破困难”。
也就是在爆破会理古城再次失败的时候，会理会议进入了第二项议题：研究和确定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恰在这时，红军情报部门获悉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正在部署新的围歼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对此，毛泽东禁不住地发出自问：
“我将如何打破蒋介石的新的围歼计划呢？”
二
蒋介石于五月十日——中央红军实施围攻会理的第二天，由贵阳乘专机飞往昆明。此行随从人员不多，只有军事高参，没有党政官员。
蒋介石坐镇贵阳，亲自指挥各路人马“追剿”中央红军，希冀借助所谓“御驾亲征”之威，把他的心头之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消灭在滇、川、黔交界处。但蒋氏在贵阳近五十天的时间里，他的战略企图不仅着着失策，而且还在贵阳演出了新“空城计”。另外，在蒋介石与毛泽东对垒——或者说在战场上比试指挥才干的历史中，唯有他获悉“红军甫抵昆明附近又转头向昆明西北前进”之后；算就了红军“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因此，他电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以“同仇敌忾，灭此朝食”的决心，“妄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但是，他怎么也不曾想到五月九日收到龙云如下这则请求处分的电文：
贵阳委员长蒋钧鉴：
吭密。今晚十一时接伯陵（薛岳）自富民电话称：我第三纵队本日已到达江边白马口，未与匪接触，江南岸似已无匪。但万（耀煌）师与周（浑元）纵队明晨方能到达指定之洪门、鲁车两渡，有无匪踪，明晨始能明。等语。据此情形，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予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巨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一。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唯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鞠诚上闻，伏祈鉴核。
职龙佳亥机印
可见中央红军虽然已渡过金沙江北去，但是负责围追堵截的各路人马，尤其是薛岳亲率的十万中央军已经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并向金沙江边云集。若想对中央红军实施新的“追剿”战役，必须把大本营由贵阳迁往昆明。为此，蒋介石密电通告龙云，将于五月十日飞抵昆明，部署新的“围剿”计划。
龙云发上述那通请求处分的电文，连蒋介石都清楚这是表面文章。直言之，中央红军未留居滇境，而主动渡过金沙江北进川南，对龙云而言是额手相庆的大好事，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但是，就在红军佯攻昆明、决意北进的前后，龙云获悉蒋介石在贵阳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王家烈下台，“于四月底调为军事参议院参议……迨至五月初，王（家烈）随张学良离开贵阳到武汉行营服务。王离黔时蒋送他五千元旅费，随又特准免考入陆大肄业”。为此，龙云又不能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心！
龙云为了免使自己成为王家烈第二，他走了如下三步棋：
一、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实意地追剿中央红军，他除去给蒋介石发了上述那篇官样文章之外，让蒋介石知道：“红军在云南过境时，禄劝、武定、会泽、寻甸、富民、宣武各县县长，在龙云压迫下率领团队顽抗红军，被击毙县长数人。”同时，他还让蒋介石知道：“宣威县长陈其栋因临阵脱逃及一个督战不利的参议被龙云枪决，一个通共绅士张秀升被龙云斩首。”
二、为了表示自己忠诚于蒋介石，他亲自在省府五华山给蒋布置住房，并在五华山四周派兵保安。他为了满足蒋介石的领袖欲，自然也是为了表示云南在他龙云的领导下热爱蒋委员长，在蒋介石到达昆明后的一个夜晚，“组织群众手持火炬列队庆祝蒋的到来”。
三、借当面向蒋介石解释坚拒薛岳所部入昆明之事，暗示他龙云支持中央、拥护蒋介石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要动摇我的云南王的地位。
对此，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蒋氏经过因裁军会议引起的蒋桂之战、蒋冯之战，一直到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他在国民党中玩纵横之策是无出其之右者。他清楚知道在何时、何地，对何人打他手中的那一张牌——能保证他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蒋介石在第一次入主昆明的时候，他就得出了云南不是贵州的结论。用他的亲信的话说：“国民党中央军只能控制贵州，无力深入控制云南。”时下，蒋介石移驻昆明之后，蒋氏知道薛岳统领的十万大军不可能久居云南，很快就要尾随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他作为靠军队起家的当政者，当然懂得在没有军队做后盾的前提下，想让龙云这位同样靠军队起家的地方实力派，像贵州的王家烈那样交出云南的军政大权是不可能的。另外，“蒋知道云南军阀自辛亥革命以来，从唐继尧起都有谋黔野心……过去蒋桂战争时期，龙听命于蒋，派兵围攻南宁”。为了牵制一直与蒋争天下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无力收复云南的时候，蒋氏对龙云就采取了收买政策。对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晏道刚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次红军入黔，滇军服从蒋的命令作战，获得蒋一再嘉勉。迨红军入滇进入龙云老巢时，龙云利用团队抵抗红军也极为凶恶……龙云断然拒绝薛岳部进入昆明，就是抗拒中央军侵占其地盘的反映。针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在未到云南前，财政部长宋子文送来的特支费一百万元，除在贵阳开支一部分外，都交我带来昆明。凡龙云求蒋补助的各项费用，蒋都从宽批发，以示关怀信任。蒋对昆明各界人士讲话，总是当众表扬云南军队训练有素，团队组织严密，以肯定龙云统治云南的政绩。蒋在昆明亲自和龙云密谈多次。我未参加，不知具体内容，但事后和蒋闲谈中也了解到一个大概。其中有中央提高龙云在滇、黔方面的权力，要龙云在滇、黔方面作为中央的支柱（蒋利用龙反桂的缘故）。蒋还在口头上答应将来成立“滇黔绥靖公署”统率两省军政，由龙云主持。蒋当时面嘱我与龙云多加联络……
蒋介石与龙云在上述问题上取得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之后，在金沙江以北川南地区如何进行部署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自然就不会发生讨价还价的事情了。因此，蒋介石就在中共中央在会理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独自进入龙云的作战室，习惯地望着悬挂在墙上的那幅标有各种符号的作战地图，在暗自构思新的“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部署……
这幅作战地图对蒋介石最有吸引力的是两条江河：一条是横在北面的大渡河，由乐山汇入由西北流向东南方向的岷江，在宜宾流入金沙江；一条就是沿滇川交界由西南向东北流向的金沙江。这两条江河恰好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夹角。接着，蒋介石向有关随侍高参询问了大渡河有关的情况，得知：大渡河系长江的一道支流，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仅沿大渡河的两岸各有一条羊肠小道。河幅有宽有窄，最宽处不过一千多米。“水深七至十米，水流湍急，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漩涡，俗称竹筒水，任何人不能泅渡，失足落水即有灭顶之祸。沿河渡口只有小木船（可容十人左右）作为来往行人横渡之用。由于流速太大，船横渡时不能直达对岸，必须先把船上划一二里再行放船，船工拼命划动船桨在波澜上闯击十多分钟，才能以斜线冲到对岸目的地。”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命人从云南图书馆找来一本《庸庵文续编》，独自一人又对着这幅作战地图看了起来。
《庸庵文续编》一书为清末薛福成所著，其中有“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他按图索骥找到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安顺场——恰好是大渡河由南北流向变为东西流向的拐弯处。当他获悉该渡口滩险水急，没有渡船无法涉渡之后，禁不住地点了点头。当他发现石达开全军覆没安顺场的时间是同治二年四月以后，遂又询问随侍：
“你们之中有谁知道同治二年是西历多少年？阴历四月应该是西历的五月吧？”
随侍高参当即查出：同治二年为一八六三年，时阴历四月为西历五月。
蒋介石是十分迷信的，尽管他视信仰为政治手段，但符合他意愿或理念的事情，他还是相信所谓天命的，当然又是为他的天降大任于他的最好借口。因此，他对龙云说：
“志舟兄，当年，你们彝族的头领协助清王朝，于一八六三年五月在安顺场消灭了太平天国的巨寇石达开。或许是天意所允吧，今年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你这位当代彝族最负盛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协助我最后完成剿灭**的大事。”
对此，龙云自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自江西剿共以来有近五年的历史了，虽说把中央红军从江西根据地剿到了川南，但就从他和中央红军交手的教训看，要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安顺场是不现实的。另外，他从讨袁之役始，就曾沿着中央红军北去的路线进入四川，对川南的地势、民情，尤其是对盘踞一方的四川军阀的实力不敢恭维。事实上，偌大的川军对付一个红四方面军都打不赢，想在安顺场一举歼灭中央红军谈何容易！但是，他也了解这一带的地势、民情，尤其是居住在夹在冕宁与大渡河间的大凉山地区的彝族，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隔阂、不同的民族习俗，乃至于语言不通等方面的原因，必将给北上的中央红军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然而，中央红军能否重蹈石达开的覆辙是不敢妄言的。
龙云作为西南边陲最有实力也最有政治见地的封疆大吏，他自然懂得蒋介石欲要开战的这盘棋的下法，那就是蒋氏算就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目的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而欲要完成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必须再沿着当年石达开的路北上，在安顺场一带渡过大渡河。而这一带居住的人民多为彝族，而他又被汉人称为当代的孟获，这就道出了蒋介石和他谈这番话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他能发挥当代孟获的作用。为此，他十分巧妙地说道：
“我虽是彝族人，但我管不了四川彝族的事。希望委员长下令给川康交界的父母官刘文辉军长，一是扼拒**北渡大渡河，再是与当地彝族的头领同心协力，起到当年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作用。”
蒋介石刚刚看完《庸庵文续编》，当然知道这位骆秉章是清朝有名的封疆大吏，他在出任湖南巡抚的时候，就亲自率兵与太平军作战，继之又镇压湖南天地会起义，并残酷地镇压蓝大顺、李永和起义。后出任四川总督，于一八六三年四月在大渡河紫打地诱杀石达开。蒋介石觉得龙云说得在理，他为了藏拙，遂又以请教的口吻问道：
“单靠刘文辉所部的力量，能够完成扼阻大渡河的任务吗？”
“我想是可以的，”龙云担心蒋介石把滇军调往川南，有意讲了刘文辉部是有战斗力的，并以属下刘元塘守会理为佐证。但是，他担心有朝一日刘文辉所部有失，又补充道，“我从委员长垂询的内容可知，是想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发起一个大的围剿**的战役。果然如此，还应把川军务派系的部队调集此地，以取当代石达开覆灭安顺场的实效。”
对此，蒋介石是赞同的。又几经与龙云磋商，遂于他到昆明的第二天——五月十一日给薛岳、刘文辉下达了《关于围歼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的电令：
兹为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计，部署如下：
一、刘自乾（文辉）部以有力部队固守会理、西昌待援，主力应在大渡河上游富林以西，沿大渡河北岸赶筑碉楼，严防匪之北窜。
二、薛（岳）路应以吴（奇伟）、周（浑元）、李（韫珩）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击，以解会理之围，即进至西昌筑碉，右与昭觉郭勋祺部，左与盐边、盐源之滇军连成碉堡封锁线，严堵匪之南窜。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后，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与刘自乾部切取连络。
与此同时，蒋介石给杨森下达电令：“刻匪已由武定渡过金沙江上游直攻会理。四路军立即移赴大渡河布防。上游自大冲起，下游至龚嘴止，沿江北岸严密做持久部署，右与川康刘（文辉）军杨（学瑞）旅联络。”接着，杨森给所部杨域旅长下达（关于速赴大渡河北岸布防）的电令：“该旅即兼程取捷径移赴大渡河。自马烈前面之赵侯庙起至金口河止，沿北岸布置河防，构筑坚工，建碉固守。右与本军四旅、左与本军第一路司令切取联络。”
至此，蒋介石完成了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聚歼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按照常规，他的随侍高参根据他制定的新的战略意图，重新在作战地图上插上新的符号标记，使他一看便知：薛岳所部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渡过金沙江以后向北进攻；滇军孙渡所部赶往盐源、盐边，沿雅砻江布防，堵住红军西进；杨森的第二十军在雷波、屏山、宜宾一线，配合郭勋祺、陈万仞部阻截红军东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以五个旅共十二团沿会理、西昌、冕宁节节布防，利用民族矛盾阻截红军北进；在大渡河左岸以暂编第五师二个旅五个团及屯垦司令部一个旅，防守富林至泸定一线；急调刘湘第二十一军第六旅三个团在富林布防。待到新的军事符号重新插满作战地图以后，他一看东、西、南、北都布有重兵——合计十多万人马，把减员较多的中央红军团团围在会理一带。在他的意念中，此次“围剿”是天时、地利均占，只要由他出面解决好川系军阀之间的矛盾，那人和也就占有了。所以，毛泽东必成当代的石达开。
为了使此次“围剿”以竟全功，蒋介石遂又想起他在江西自视行之有效的碉堡推进战术，命令薛岳并“转告前线各军，行动要稳扎稳打，每到一地先做工事（主要是碉堡）才能入营”。同时，蒋氏深知舆论的重要，他借石达开这一历史题材，大做“剿灭”中央红军的文章。为此，他迭电慰勉大渡河南北各军，大意谓：“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等语。”总之，他在昆明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毛泽东是石达开第二，中央红军就是当今流窜至此的太平军。”
也就是在这时，他想起了中央红军开始突围转移的时候，他的谋士杨永泰曾做过这样的预测：“还要考虑红军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当时，他坚决反对此说。为此，还很不高兴地说过这样的话：“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而今，却被杨永泰所言中。一方面说明杨永泰确有高明的谋见，另一方面他认为给消灭中央红军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蒋介石进驻昆明之后，由于他不知道中共正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中央红军突然对会理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术，使他又陷入困惑之中。他暗暗自问：“既然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目的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那为什么还要滞留在会理一带呢？”
时人都知道蒋介石多疑，颇似三国时的司马懿。加之，这近五年“围剿”中央红军以来，他吃过毛泽东用奇兵的亏实在是太多了，起码比当年司马氏吃诸葛亮的亏要多得多，因而他用兵时的疑心病比当年司马懿还大。他在确定了。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围歼”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之后，有两三天都在自问，有时还问属下：
“**滞留会理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
最后，蒋介石终于在谋士、高参的议论中得出了共识：中央红军正在与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协调步骤。为此，蒋氏又认真地研究了今年春天对红四方面军“进剿”的情况。
今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川北、甘南发展，同时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也就是在毛泽东指挥南渡乌江的前夕——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起了嘉陵江战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