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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以刘湘为总指挥的“四川剿匪军”以第一、二路军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守备嘉陵江防线。但是，出蒋介石所料的是，如此众多的江防大军，竟然被红四方面军一举突破，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被打垮，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被截为两段，有被红四方面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蒋介石闻讯急忙令邓锡侯调十四个团的兵力，企图恢复嘉陵江防线，但再次被红军打垮，连失阆中、苍溪、剑阁等重镇。面对这样的危局，恰好蒋介石又在贵阳上演新的“空城计”，无暇相顾嘉陵江战事，只好命令国民党军退守涪江西岸，企图收缩兵力掩护成都。但是，又出蒋介石所料的是，红四方面军又于四月十日渡过涪江，包围江油城。暂时躲往昆明的蒋介石下令，命邓锡侯亲率十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江油，企图解江油之危，恢复涪江防线。这时，红四方面军即以一个师的兵力继续围困江油，集中约四个师的兵力打击援敌。经过两天激战，将援敌全部击溃。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北线连克青川、平武、北川三城。至此，嘉陵江战役全部结束。这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西出云南，而且也为红四方面军向川北、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刘湘调集十一个旅的兵力，组成“四川剿匪军”第六路军，以王赞绪为总指挥，西渡嘉陵江与第一、二路军联合北进；第三路军与第五路军沿嘉陵江两岸布防，堵住红军东返；令胡宗南指挥的第一、第四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师和两个补充旅，在川军第二十八军的配合下，由甘肃境内南下向红四方面军攻击，企图把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消灭在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地区。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未与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商量，未请示中央，就决定放弃川陕苏区，使红四方面军再度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不利境地”。为了摆脱上述国民党军队的合围，也就是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并发起通安、会理战役期间——五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开始向西运动，连续攻占了土门、茂县、雁门关等重要隘口，击破了川军第一、二、六路军的堵截，打开了西进的大门，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在蒋介石看来，张国焘一人决定的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向西部运动，是为了避免红四方面军在他所部署的“围剿”中，被消灭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地区。但是，当他再一想毛泽东指挥的中央红军意外地滞留会理一带，遂又做出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目的，是为了在川西北或川西一带与中央红军会师的结论。为此，他又与随侍高参商议阻截红四方面军西进的战略部署。也就是在他做出《关于围歼中央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部署后的第三天——五月十四日，他给邓锡侯下达了《关于特别注意在土门堵截红四方面军》的电令：
综合情况，徐（向前）匪已有逐渐西移之势。对于土门、千佛山方面应特别注意堵截。现王（赞绪）部四旅既已到达茶坪一带，即由王部担任向大垭口进击。该部茶坪及其附近部队均应速向西移，担任千佛山、观音梁方面协同出击。并盼遵令赶赴绵竹指挥。
接着，蒋介石的随侍高参又根据他制定的“围剿”红四方面军的部署，又在那张作战地图上依次插好不同的军事符号。蒋介石驻步作战室中，再张望那张作战地图，发现川南、川北已经成了中国所谓“剿共”的两大热点地区。当他想到当年太平天国残部最后在川南败亡之后，他微然作笑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
“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天意难违！”
恰在这时，当今的四川土皇帝——刘湘完全感到了四川处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中。当他想到一旦这两大红军在川西等地会师，不但是川中韵兵力难以“剿灭”红军，恐怕他在四川也难以立足了！为此，他迭电昆明，恳请蒋介石派中央军速速进川，彻底消灭已经进入四川的两大红军！
蒋介石收到刘湘发自成都的一封封电报之后，不无得意地笑了，暗自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从去年十月中旬蒋介石电邀刘湘赴南京，面商所谓剿共大事算来，也不过是刚刚七个月嘛！可那时的蒋氏是有求于刘湘帮忙剿共，而刘氏呢，又有意利用此事装笨充拙，从政治到军事有意向蒋介石大敲竹杠。但有一点刘湘却明白极了，拒绝蒋氏向四川派遣中央军。蒋氏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刘湘的这一心理后，遂放弃派兵图川的计划，为给他日图川埋下伏笔。好不容易才征得刘湘的同意，向四川派遣以贺国光为首的行营参谋团，协调四川各派力量进行“剿共”。七个月后的今天呢，刘湘这个四川土皇帝已处在红军的南北夹击中，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迭电请蒋介石加派中央军入川，帮着他尽快剿灭四川地盘上的红军。但是，这在蒋介石看来，是他追剿中央红军的副产品——终于实现了以军事为后盾图川的目的。事后川人曾流传过这样一句笑话：
“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图川，他真应该感谢红军！”
蒋介石接到刘湘的求援电报，为什么迟迟不表态呢？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在川北为了“追剿”红四方面军，胡宗南的数万人马早已跟进了四川；时下，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很快就要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南。换言之，蜀境的南北不仅有近十万的红军，而且还跟进了十几万国民党中央军。如果再把陈诚驻扎在鄂西的部队算上，那就足足有二十多万国民党中央军了！蒋介石的心里清楚得很，他那个“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在四川已经实现了！时下，他想做的文章是：再借“进剿”两大红军之机，在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川军的实力，真正做到让刘湘这些川中的地头蛇向他蒋某人俯首称臣！
蒋介石自视上述这套权术是十分高明的。但是，他却瞒不过当代的孟获龙云。龙云通过察言观色，知道蒋介石完成了上述部署，遂主动地发出邀请：
“委座自打莅临春城；就忙于军机大事。今天春城晴好，不防看看边陲之地的名胜和古迹？”
“志舟兄，一切听你的。”蒋介石显得是那样的轻松，“客随主便，听你安排。”
“那就去看看昆明最有名的金殿吧！”
昆明的金殿，又名铜瓦寺，系仿湖北武当山金殿的样式建造。主殿系青铜铸造，灼然生辉，耀眼夺目，故名金殿。对此，蒋介石是知道的。但是，他更清楚现在的金殿是平西王吴三桂仿建的，在此国人高喊抗日的时候，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因此，他断然地答说：
“吴三桂仿建的金殿有什么好看的？我是不去的！”对此，龙云实在是没有想到。他一听蒋的口气，忙又说道：
“那就去看看西山吧！”
“好，好！尤其是西山的龙门是一定要看的。”
龙云听后不知何故竟然想起了“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句话。他当时就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跟着我吧，你一定会身价百倍的！”因此，龙云也禁不住地哑然失笑。当他陪着蒋介石来到龙门，俯瞰五百里滇池的时候，蒋介石只是说了一句：“好大的一片水啊！有鱼吧？”
“有鱼，有很大的鱼。”龙云也似有意地答说。
蒋介石乘着游兴回到五华山下榻处，已是五月十五日下午了，他迅速看完那来自川南与川北的电文，有意问道：
“志舟兄，你看会理的共军何时北进大渡河？”
“就兵法所论，自应是越快越好。我以为无论是善用兵的毛泽东，还是朱德，都会尽快撤围会理，北渡大渡河的。”
蒋介石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
三
就在蒋介石自视完成在川南、川北“围剿”红军的部署之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于五月十五日结束了。
会理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的行动计划。大会完全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继续北进，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方案。因此，军委决定于五月十六日撤围会理，向大渡河挺进。
也就是在会理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下一阶段的行动方案期间，毛泽东为了摸清挺进大渡河的路线，向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两位川中名将朱德、刘伯承请教，获悉“过大渡河，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是经过西昌，翻小相岭，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这是走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经西昌至泸沽后，向左到冕宁，经过一个彝民区域，直下大渡河旁的安顺场。这是不容易走的小路。”对此，毛泽东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他的潜台词是：“到时再视情而定。”
接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一起商讨决定：鉴于北出会理，经德昌、西昌、冕宁至大渡河，不仅山路崎岖难行，而且经过彝族居住区，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先遣部队，为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顺利前进争取先机。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考虑到朱德是总司令，他这位当年的川中名将，只能随军委行止，一道运筹军机大事，故提议由十分熟悉川南地形、民情的另一位川中名将刘伯承总参谋长出任先遣司令；由四川将领罗瑞卿出任政治委员，在罗生病期间先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代理先遣队政委之职。为加强先遣部队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由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萧华带一个工作团随军行动。
也就在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先遣队的当天——五月十五日晚上，正在开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由无线电收听到了如下两条消息：《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由《四川日报》发布蒋介石“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的新闻报道。由于当年朱老总和杨森有过较长时间的私谊，他怀疑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的目的是：借此考察杨森对蒋的忠诚，或以此调动杨森阻杀中央红军的决心。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是赞成朱德之见的。但是，毛泽东更关心蒋介石“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的新闻报道。
毛泽东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对于我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尤为稔熟。至于蒋介石所宣传的骆秉章，因当年曾任过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的地方官，且又残酷地镇压湖南的农民起义，毛泽东对他当然了如指掌。另外，毛泽东作为当代最有名的红色“山大王”，对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有着特殊的喜爱，并对其失败的教训也格外看重。因此，他不仅熟读过蒋介石借以宣扬毛泽东就是当代石达开的《庸庵文续编》，而且还读过不少有关石达开败亡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既不同意薛福成写《庸庵文续编》的观点，也不完全赞成一些学者论述石达开失败的见解。他认为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搞好民族关系，被四川总督骆秉章所利用，继之所诱杀。因此，他认为中央红军能否顺利通过彝族居住区，胜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搞好与彝族的关系。为此，他在为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送行的时候，特叮嘱刘伯承同志，大意谓：
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对此，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沉毅地点了点头。
也就是在这次送行会上，朱总司令向待命出征的全体指挥员宣布：“为确保红军顺利北上，中央决定成立以刘伯承同志为司令，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的先遣队。为确保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任务的完成，特派遣原少共师政委萧华同志带领一个工作队，归属先遣队建制。”
毛泽东早知道被称为“娃娃司令”的萧华，他一看萧华仍然带有几分稚气的面庞，笑着问：
“萧华同志，今年多大岁数了？”
萧华是江西兴国人，十三岁加入共青团，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朱毛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红军长征前夕，出任少共师政委，后因红军缩编，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他一听久所景仰的毛泽东主席在询问他的年龄，急忙走出队列，向毛泽东行军礼，十分郑重地答说：
“报告主席：红军突围转移时年满十八岁，我想到我十九岁的时候，红军的战略转移就该结束了！”
萧华的回答把所有参加送行的同志都逗笑了。周恩来近似玩笑地说道：
“年轻的预言家，但愿你的预言变成现实！”
萧华一看毛泽东、朱德等开怀大笑的样子，再一听周恩来的话语，下意识地做了个鬼脸。
毛泽东恰好看到了萧华做鬼脸的形象，就在这一闪念之中，他感到这位红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尚还缺少自信，故一收笑颜，严肃地对萧华说道：
“不要怕自己年轻，一定要有自信。伯承同志，汉代霍去病是在十八岁那年击败匈奴，擒杀单于的吧？”
刘伯承是一代大军事家，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掌故真是倒背如流，故当即答说：
“是的！为此，还受封为冠军侯。”
这时，朱德非常憨厚地走到队前，以总司令的口吻说道：
“伯承同志，你应当明白毛主席为什么点你的将，请你和荣臻同志当此先行官。”
“因为我和荣臻同志都是四川人。再者，我在川南、川西一带打过仗，熟悉这里的人文地理。”刘伯承答说。
“伯承同志，”周恩来深沉地说道，“敌人都称你是红军中的一条龙，此次北上当先锋官，一定要制服川中大大小小的地头蛇！”
“我尽力而为之。”刘伯承答说。
“不，是一定要为之。”毛泽东接过话茬，“说什么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我们的总司令、总参谋长，还有荣臻同志，你们三人都是游出夔门的强龙，我相信是一定能压住刘湘、刘文辉、杨森这些地头蛇的！”
“托主席的吉言，”聂荣臻答说，“力争做一条游回四川的强龙。”
“这不是我的吉言，是历史上留下来的经验之谈。”毛泽东兴致极高地说道，“我曾和总司令说过，古人道：川人不出夔门难成大器，充其量当个蜀中王。唐代李白仗剑出川，终成诗仙；近代邹容，走出夔门，终成推翻清廷的革命马前卒。”
“是的，是的！”朱德又接着补充说，“当时你还对我说过：外江人入川可造就大业，并举出刘备图川终成鼎足，杜甫入川终成诗圣加以佐证。”
毛泽东与朱德的对话把送行的气氛推向高潮，周恩来也凑趣地说道：
“时下，红军图川北进，既有走出夔门的川中蛟龙，又有我们这些图川的外江佬，打败川中大大小小的地头蛇是上合天理，下应民心的。”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不少参加送行和出征的同志都附和着说“对，对！打败川中大大小小的地头蛇是上合天理，下应民心的。”但是，唯有毛泽东叹而摇首，不无担心地说：
“我看啊，上合天理是对的，这下应民心嘛就不尽然了！”
对此，刘伯承与毛泽东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也有些沉重地说道：
“主席还是在担心过彝族区受阻吧？”
“知我者，伯承也！”毛泽东为了加重语气，有意沉吟片刻又说道，“我希望你这位先行官，不要忘了我送给你的那个锦囊妙计哟。”
刘伯承知道锦囊妙计就是毛泽东告诫他过彝族区的那段话，遂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提出智取会理北面第一座城池德昌的计划：是时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所辖三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中央红军前进。接着，刘伯承指出：许剑霜旅长是他当年领导顺泸起义时的属下团长，一度还参加过共产党。为此，他希望写一封亲笔信送往德昌，借与许剑霜叙旧，向许借道。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赏地说道：
“好，好！中国的旧军人是重义字的。如果我们的先行官能用义字借道，那可是上上策。”
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先行送进德昌，亲交至许剑霜旅长的手里，借“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利”。许剑霜收到刘伯承的信后，自然是感慨万端了！他沉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他当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刘伯承的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十六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就这样，刘伯承亲率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十七日晨三时占领德昌。
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在德昌稍事休息，又向北面的西昌挺进。也就是在这时，他又听说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当地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刘伯承知道邓秀廷系彝族人，时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的彝族武装万人。如果以武力打败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所部，必然要伤害许多彝族士兵与下级的彝族官佐，这不仅间接地影响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与执行，而且也必然给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为此，刘伯承故法重施，再次给邓秀廷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红军要借道北行。
邓秀廷率两团以彝族为主的人马赶到西昌之后，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或许也想到了以彝人制红军的策略，遂将邓秀廷的两团人马派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充任第一道扼阻中央红军北进的防线。邓秀廷刚刚在黄水塘安营扎寨，就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秀廷虽是彝族，但“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信的内容是：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看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后，“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威名久著巴蜀，连刘湘、杨森也当过他的手下败将，何况自己这样的能耐，自知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代。最后的办法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枪，免得折了老本”。邓秀廷为了把假打真送的这场戏演好，遂把这两个团的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他扼要地讲了他的难处之后，又讲了如下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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