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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庆祝胜利的喜悦刚刚过了一天，毛泽东就在一月二日收到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得知他心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消息。因此，他内心的悲痛也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结晶。早年，当他获悉杨开慧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很快就把对妻子的爱和情移到毛岸英他们弟兄三人的身上了。但是，那时他正在中央苏区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忙于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三人的下落，作为父亲的毛泽东除去思念自己的骨肉外，内心一定还有着对儿子们的歉疚之情。实事求是地说，在那样残酷的革命环境中，他不可能过多地分心于父子之情。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唯有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或曰为中华民族的新生而奋斗，才是对杨开慧以及毛岸英兄弟三人最大的慰藉！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已经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人民领袖了！可以设想，他仍然思念远在莫斯科学习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不久，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终于回到了延安，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一种最大的精神补偿。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为了孩子的前途自然也是为了毛泽东自己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又把毛岸英送到陕北的农村当农民，让自己的儿子通过了解中国的农民，进而了解中国这个农民大国的真正国情；进城以后，毛泽东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知道中国工业的底子，又让毛岸英去工厂当工人。虽说他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可是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知道新中国是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或曰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他还是毅然地把毛岸英送到了朝鲜战场，当一名普通的翻译和战士！……
时下，中南海外还不时传来几响欢庆新年的爆竹声，可这时的毛泽东却获悉了精心培养的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就常理而言，他一定会想起儿子小时牙牙学语和嗷嗷待哺的样子；自然，他更会想起自己送毛岸英去朝鲜前线的时候，他们父子之间所进行的那番看来很是平常的对话：
“打仗是要有人上战场的，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
“好！我去朝鲜，和美国大兵较量一番。”
“像我的儿子！”
“放心，我会像斯大林的儿子一样，绝不给你、给我们的祖国丢脸！”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些什么了！记住，共产党人平常吃苦在先，战时牺牲在前。你是共产党员，你又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儿子，到朝鲜战场上，就要吃苦在先，牺牲在前！”
“父亲！您的话我记下了，我绝不会丢共产党人的脸，也不会给你脸上抹黑！”……
毛泽东沉思着、沉思着，突然哽咽着叫了一声：“岸英！我的儿子……”小声啜泣了。
就在这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相继走进菊香书屋，看着毛泽东那过分伤情的样子，听着毛泽东那哽咽的自语，都忍不住地落下泪来……
毛泽东闻声擦去脸上的泪痕，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这些老战友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他的房间，内心再次涌动着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潮。他极力控制着这种特殊的感情，低沉地说道：“都请坐吧！”
刘少奇首先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为了打破这情感造成的僵局，主动地讲：“岸英牺牲一个多月以来，我经常听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到朝鲜后，工作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刘少奇讲的是一番善意的宽解话语，但是，在毛泽东那难以平息的心湖中，却又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毛泽东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主席，”朱德讲话了，“为岸英等同志的牺牲，老彭不仅感到悲痛，而且还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听了朱德讲的这番话后，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当即郑重地讲了与事后和彭德怀说的那番话：“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大家听后无一不为之动容。接着，刘少奇以商量的口气说道：“主席，有的同志建议，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不行！”毛泽东猝然发火，以质问的口气说道，“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呢？他们要不要也运回国内安葬？还是那句老话：哪里的黄土都埋人！我看，就把岸英埋在朝鲜的土地上”。
“那就按主席的意见办！”一直没有讲话的周恩来表态了，他知道时下讲什么样的话语，也无法慰藉毛泽东失去儿子的心情。为此，他取出一份电文，说道，“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以前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估计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占领汉城”。
毛泽东立即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当时就从周恩来的手里接过那份电报，迅速阅罢，猝然兴奋起来，一边抖动手中的电报，一边激动地说道：“这就是新年最好的献礼！老总，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我们有这样好的指战员，凯旋之日，当举杯相庆！”
毛泽东在获悉毛岸英壮烈牺牲的消息后，忍着极大的悲恸关注着朝鲜战场进行的第三次战役。幸喜的是，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七天七夜的连续进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向前推进了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歼敌一万九千余人，解放了汉城，将敌驱逐至三十七度线南北地区，粉碎了敌人妄图拒守三八线既设阵地，整顿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完全胜利。
毛泽东看到我军经过三次战役的胜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异常高涨。与此同时，他也看到由于我军入朝仓促，减员甚大，兵员未能及时得到补充，所以第三次战役一结束，就下令我军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
毛泽东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军事战略家，虽然我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然而从敌人整体的战力上考察并未遭到重创。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敌人在其主力未被击破之前，是不会自动撤出朝鲜的。这是因为美国侵略者要维持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并且还相信靠着装备上的优势，不仅有能力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而且还可以打败我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所以，我志愿军不能掉以轻心，还要准备打几次更为惨烈的大的战役，才能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有鉴于此，他要求我军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反扑，并指出未来美军的动向：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迫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作充分准备才能再战。”
同时，毛泽东指出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为此，他又为我志愿军制定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样式的作战方针。听话的敌人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挥，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向我志愿军阵地发起反攻。自然，我志愿军也就等于打响了第四次战役的枪声。
中共中央以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看到毛泽东自决策入朝四个多月以来，身体明显地消瘦下来；另外，他们更清楚毛泽东在获悉爱子毛岸英牺牲之后，其精神上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为此，一致同意：毛泽东离开北京到石家庄进行短暂的休息。由于石家庄离北京较近，有关内政外交等重大决策还可以商请毛泽东甚至由毛泽东作出决定。
对此，毛泽东同意了中央的决定，经过简单的准备，于二月三日深夜，迎着凛冽的寒风和纷飞的大雪，离开北京的“新六所”驻地，由清华园火车站上车，来到石家庄宽敞而幽静的休养地石家庄保育院。
石家庄保育院位于当时的石家庄近郊，地僻人稀，“它的西侧是胜利公园（今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北侧是庄稼地，靠南面矗立着一座灰白色的小楼，靠北面有一幢青砖红瓦的小平房，毛主席的办公室和卧室就设在这小平房里。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中间摆放着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左侧安放着一张可坐可躺的沙发床，在写字台和沙发一侧堆满了书籍和文件”。时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很不会休息或曰不知休息的人民领袖。他来到这“环境静谧，苍松翠柏，绿树成荫，不时传来小鸟的鸣叫声”的休息之地，名曰进行短期休息，实际上做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的工作。首先，他着手开始编审《毛泽东选集》。
公开出版《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由斯大林当面向他建议的。他访苏归来之后，于一九五○年五月在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接受斯大林的建议，立即编辑《毛泽东选集》。一是由于毛泽东慎于出版自己的著作，再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他没有可能集中时间从浩瀚的手稿中编选、审改、校对自己过去的著述。如今，他来到这间极普通的平房里，利用这短期的休息时间，对《毛泽东选集》所收编的文稿进行精心的筛选和修改。重新翻看毛泽东当年选入文集中的稿子特别是第一卷收录的文章，他都“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修改和润色，对其中重要文章都亲自写了题解和注释，还对全卷文章进行了最后的定稿和编目”。请看毛泽东对《矛盾论》一文的修订过程：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之作。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从哲学层面的思索，或曰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从哲学上进行的总结。无论是对教育、统一全党的思想，还是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都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确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地位的代表作。因此，他对这两篇著作的修订是非常严肃的。其中，尤以《矛盾论》一文花费他的精力最多。请看三月八日毛泽东关于修改《矛盾论》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需修改。其他有些部分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十天之后，毛泽东于三月十五日，又给田家英写了一封关于校对《矛盾论》的亲笔信：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四月一日到了，毛泽东又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另外，他在校阅清样稿的过程中一看再看，仍对《矛盾论》不满意，于是下决心从选集中抽下来。结果，一九五一年十月出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矛盾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要求是何等的严格啊！
相对而言，毛泽东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他不仅同意公开出版，而且还对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写的《〈实践论〉解说》给予颇高的评价。事有巧合，就在他校阅《矛盾论》不满意的时候，于三月二十七日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毛泽东在石家庄进行所谓短期休息的时候，除去继续指挥朝鲜战场打得十分激烈的第四次战役、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以外，他还领导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残留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与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遥相呼应，从长城内外到南海之滨，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反革命案件。大的到炮轰天安门，小的到无端杀害革命干部，真是大有翻天之势。为此，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但是，随着镇反与剿匪在全国各地顺利的展开，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中产生了和平麻痹的思想，认为革命完全胜利，“反革命分子已经掀不起大浪”，因而出现了过于宽大无边的倾向。举例说，南京一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人员，执法机关竟按“初犯”从轻发落。对此，群众极为不满，称这是“宽大无边”。不久，党中央进入决策入朝作战阶段，各地的反革命又利用美李伪军大举向北朝鲜推进的机会，再次掀起一股实力很大的反革命暗流，搞得国无宁日。为此，中共中央又于十月十日向党、政、军各级党委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及时地揭发和纠正了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右倾情绪，并为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打下了基础。
随着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连续三次与美李伪军进行较量，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也公然喊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与此同时，残留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猖獗作案。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条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为什么必须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等社论。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相反，他们又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革命报复，各种恶性案件有增无减。待到三月十三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公开的会议上遭到敌人枪杀，在全国、全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给那些具有和平麻痹思想的同志敲响了警钟。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之后，当即指出：“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接着，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了长篇通报，务请全党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的反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郑重指出：“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的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须及时清理。”
也许是政治见解所同，抑或是应了“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句古语，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号召的同时，他就收到了邓小平发来的《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不纯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当即批到全党、全军各部门，明确指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又亲自批给邓小平：“三月十三日报告收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
由此，全国各地掀起了揭发、检举和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潮。据史记载：“一九五一年春，北京市召开过大小群众性会议二万九千多次，参加群众三百三十多万人次。至七月初，逮捕反革命分子达一万零三百二十六人，处决八百二十七人；四月二十七日深夜，上海市统一部署，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各类反革命分子九千余名，二十九日召开全市大会，对有血案的九名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审处决……”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切反革命分子气焰！
随着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泽东又及时地指出：“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接着，他又为镇压反革命运动作出一系列正确的指示，确保了全国镇反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虽然在领导全国的镇反运动，但他从未参加过一次群众大会。说实在的，他真想到会上看一看，听一听。但就因为他是主席，连参加群众大会的机会都没有了。事有凑巧，就在他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写出几十份有关镇反运动指示的时候，他却从工作人员的口中获悉：石家庄市要在人民体育场（今中山路体育场）召开三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他郑重地提出“要看看公判会，看看是怎样镇压反革命的”。市委领导经过研究，“考虑到主席的安全，连夜赶到主席住地进行了说明和劝阻”。无奈，他只好服从市委领导的决定，留在住处继续“休养”。但是，他的心依然记挂着镇反运动，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全国镇反，我们警卫连的战士恨不恨反革命呀？”
“恨，非常恨。”接着，工作人员又向毛泽东全面地介绍了警卫连进行镇反教育的情况。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说道：“噢，这很好啊！”
毛泽东在石家庄休养期间，依然关注着朝鲜战场上的战事。在这期间，由于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苦且又有持久对峙下去的苗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提出“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设想。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几番入朝作战的兵力，轮番参加朝鲜的战役，经受与美李伪军作战的洗礼。这样，既可提高我军的作战实力，也可以在实战中完成军事现代化。对此，毛泽东是同意的，并对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同时，他还亲自给斯大林发去长电，解释《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首先，毛泽东认为：“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其次，毛泽东指出，“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接着，他又电告斯大林：“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在说明三番志愿军轮流入朝作战的构成之后，又进一步电告：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最后，毛泽东又对第四次战役的进展作了如下预测：“在今后的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军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结论：“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作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不仅说服了斯大林，而且也为今后朝鲜战争的实际所验证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有两个棋子需要他来调度：一个是在东南沿海对付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残匪；再一个是还要在云南等地支援胡志明对付法国侵略军。为此，他在休养期间都作出了相应的部署。毛泽东来自人民，热爱人民，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人民。他自从进驻北平尤其是搬进中南海丰泽园以后，最感痛苦的是不能与人民在一起，不能经常倾听人民的呼声。时下，他来到了石家庄，怎能不想起朝夕相处一年的西柏坡的人民呢！虽说毛泽东手中的权力是很大的，但是他行动方面的自由却又是最少的。未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他不能离开休养地一步，更没有一丝去看望西柏坡人民的可能性。他或许是太想到农村走一走了，抑或是初春那明媚的天气分外的诱人，他终于说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地坐着汽车沿石（家庄）获（鹿）公路向西驶去。对主席这次私自出行，有关著述作了记载：
这天，主席心情非常好，不时从车内向路旁麦田眺望。车子开近山脚下的一处地方，他看到路旁麦田里有老乡在干活，便让车子停了下来，他下车走到麦田，一边弯腰俯看小麦长势，一边与农民交谈起来。
主席问他们：“前面那座山叫什么山？”
老乡们回答说：“叫抱犊寨。”
“为什么叫抱犊寨呢？”主席又问。
老乡们介绍说：传说过去老百姓上山干活，因为山高坡陡，老牛上去了，跟在后面的小牛犊上不去，急得乱蹦乱跳；老牛见小牛没上来也不安生干活，最后只好由人把小牛犊抱上去，老牛才安生干活，小牛也不乱蹦乱跳了。
听了老乡的介绍，主席爽朗地笑了起来。接着，又关切地询问了麦子如何看长势？一亩能打多少斤？现在农民生活怎样？附近的农民见到主席，都围拢过来，主席同他们谈了好一会儿才返回了住所。……
可以想见，毛泽东这一天过得是最愉快的了！但是，他私自出巡的事很快被有关部门知道了，同志们都在为他的安全感到有些后怕，因为现在毕竟是在进行你死我活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啊！为此，市委的领导通过有关人员转达了对毛泽东的意见：未经批准，不得私自外出。对此，毛泽东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笑着说：“好，尊重他们的意见，以后不出去了。”
就在这前后，由于美国与英、法诸国在对待朝鲜战争的战略上发生了分歧，所以对如何结束朝鲜战争各执一词。但是，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政客，公开主张在三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战争狂人麦克阿瑟坚决主张打下去，甚至不惜为此把战火扩大到中国。三月二十四日，他发表了一个极端狂妄的声明：“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声明，在敌人的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杜鲁门认为这是“对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政策的藐视”，在其他所谓盟国的质问下，杜鲁门被迫于四月十一日撤销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美国远东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
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当然是高兴的。但是，他却从美国中途换帅的行为中感到，朝鲜战争很有可能朝着又打又谈的方向转化。这样一来，又需调整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和战术。
麦克阿瑟下台不久的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以歼敌七万八千余人的战果胜利结束。我军不仅完成了预定的防御任务，而且还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恰在这时，毛泽东编审《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他带着各种胜利的喜悦告别了石家庄，驱车回到北京，又集中全力去解决西藏、土改等重大问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