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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专著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在此同时，毛泽东还亲自指挥了打开进军西藏门户的昌都战役。
是毛泽东有意而为，还是历史的巧合？就在毛泽东于十月五日上午约见彭德怀，获悉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之后，并在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出兵援朝的决定的翌日十月六日，进军西藏的第一大战昌都战役打响了！更为有意思的是，于昌都战役十月二十四日结束后的第二天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并歼敌五百余人。与此同时，军史专家们都清楚：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出兵朝鲜，是在极其秘密而又激烈的讨论中进行的；但是，毛泽东在指挥进军西藏，发起昌都战役，却是在大张旗鼓的宣传中展开的。
无论是毛泽东有意而为，还是历史的巧合，昌都战役的确是很好地掩护了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的行动。因为，就是在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完全布好了歼灭北犯之敌的大阵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还在一边狂妄地高叫中国人不敢出兵，一边公开反对我军进军西藏。更为有意思的是，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还于十月二十六日召见我驻印度的政务参赞申健，谈所谓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
申健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严肃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
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把这一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阅后作了指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但是，毛泽东自十月十九日晨送走彭德怀之后，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指挥朝鲜战争上了！
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家，一向是遵照战争规律办事的。他送走彭德怀回到菊香书屋之后，考虑到入朝作战的特殊性，遂向各大区负责同志发去急电，要求“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接着，他又在思考初战必胜也就是要求“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大事。他明确指示：集中优胜兵力，寻机“歼灭伪军三五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认为这是“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德怀）邓（华）精心计划实施之”。他甚至在战前都预作了如下设想：“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为此，他又想到战机的捕捉，并明令示谕彭德怀等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后再谈攻击问题。”
我们从上述这些战略、战术的运用可知：毛泽东依然是把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于朝鲜战争。
自打十月十九日起始，毛泽东除去思索有关入朝作战的战略全局外，他一直关注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否秘密渡江。所以，他在那张朝鲜作战地图上作出三种标记，天天移动着我志愿军分从三个方向秘密渡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的作战符号：“第四十军从安东渡江，向球场、德川、宁远地区开进；第三十九军从安东、长甸河地区渡江，一部至枇岘、南市涧地区布防，主力向龟城、泰川地区开进；第四十二军从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开进；第三十八军尾第四十二军渡江，向江界地区开进。”为了保证部队顺利开进，预防美军炸桥，我“工兵第四团、第六团分别于辑安、临江和朔州至昌城间担负架桥、修路任务”。迨至我三路大军秘密完成渡江任务之后，毛泽东又把战略视点投向美李伪军的战略意图。
这时，美李伪军继续分兵冒进，前进速度很快。毛泽东几乎每天数次在作战地图上改变代表美李伪军的军事符号：截至“十月二十日，西线伪第二军团之第六、第七、第八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九十至一百三十公里；东线伪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先等地，达到了我预定防御地区”。而这时，我军在二十日刚刚渡过“五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之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镇以南地区，距离预定预防地区尚有一百二十至二百七十公里”。我军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我预定地区。自然，预先假定的战略方案也就只好随之放弃。
敌变我亦变。毛泽东根据前线指挥员的战情报告，获悉“敌人仍未发现我军入朝，还在放胆分路前进，兵力分散，而且中路伪军三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两线之间又敞开着八十余公里的大缺口”。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我军可以利用敌人在战略上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从运动中对敌实施突然攻击，各个歼灭分兵冒进之敌。遂又在战役部署上作出变动：“我军第一仗如果不准备打东线的伪首都师、伪第三师，则以第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第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山、平壤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军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第六、第七、第八等三个师。并注意控制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毛泽东认为：“此时是歼灭伪军三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在此之后，由于敌我双方军情不断出现变化，毛泽东都及时地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是，力争歼敌两三师，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略原则始终没有变。唯有如此，不仅做到初战必胜，而且还能以此改变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的战局。为此，他把关于朝鲜战局的整体思考电告彭德怀等同志。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三是，美国是否再增兵朝鲜（五至十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
毛泽东在讲述了决定朝鲜战局的三种因素之后，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不仅为即将开始的入朝第一次战役所证明，而且在其后五次战役乃至贯穿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也得到了完全证明。另外，战争的实践还证明：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战役方针，对于最终取得朝鲜战争的完全胜利，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的。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再天才的军事家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战役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入朝作战的第一仗也正是如此。
十月二十五日，西线的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继续向着北方冒进，并逼近我第四十军部队。是日凌晨，我进至北镇以东地区的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奉命采取同敌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准备伏击向北镇前进的伪第六师后续部队；进至云山以北地区我之第一二○师亦奉命以第三六○团占领云山东北之间洞、朝阳洞、玉女峰一线阵地，准备阻击由云山北进的伪第一师。七时许，伪第一师先头部队遭我第三六○团迎头痛击。十时许，伪第六师第二团之先头第三营及一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其进至丰下洞至两水洞之间地区时，我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在第三五三团配合下先敌开火，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敌全部歼灭。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而这一天，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就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纪念日。
有鉴于敌人分路冒进，并由坦克、汽车等组成的支队到处乱窜的战场态势，按照毛泽东要求第一仗聚歼敌两三个师甚是困难。为了适时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冒进之敌，彭德怀决意改变作战方案，并于当晚请示毛泽东：“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个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在第一战役的数个战斗中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
毛泽东当即回电：“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对友党政策方面所指各点及采取逐步诱导说服的方针，也是正确的。”
随着敌我双方态势的变化，毛泽东又明确指示我入朝第一战役分为东西两大战场：以东线四十二军两个师，作为钳制东线贸然北犯的美李伪军，以西线三个军的优势兵力迎头痛击北犯之敌。为了确保西线战役的全胜，他还明令指示：“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伪七团，不使逃脱，如此则伪一、六、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
由此可知，毛泽东在制定入朝作战战略方针的时候，完全是建立在战场变化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方面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泽东的上述电示，又依据随时都在变化的战场，全面组织实施了第一次战役，历经十三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彭德怀于十一月五日下令结束西线战役；十一月七日下令结束东线战役。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所谓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到清川江以南，打破了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吹下的牛皮：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稳定了朝鲜战局，我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站住了脚跟。这样，志愿军实现了毛泽东“初战必胜”的战略目的。
对此，毛泽东也是满意的。由于美李伪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全力组织大规模的反扑，毛泽东又带着胜利的喜悦召开有关的军事会议。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告了第一战役的全过程后，毛泽东兴奋地说道：“入朝仅仅两个多星期，就取得了初战告捷，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的胜利，了不起！”
朱德从军事的角度谈了入朝第一战役的经验与教训，他不无骄傲地指出：“一方面说明，我军在几十年战争实践中形成的战略、战术是行之有效的；另一方面，也等于用实证说明了主席提出的‘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理论是正确的。”
“我赞成老总的意见，”刘少奇又补充道，“这也等于给那些害了恐美症的人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们知道美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非常严肃地接着说，“让美国人，让一切侵略过我国的西方人都知道，重新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在议论过入朝作战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又扼要地介绍了敌人的动向：麦克阿瑟面对失败仍作出错误的判断，那就是不相信我志愿军大部队已经入朝，继续他的既定方针大踏步向北推进。最后，他又说道：“据我方破译的敌人的情报称，美李伪军不甘心失败，准备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起总攻势，扬言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全面结束所谓朝鲜战争！”
“吹牛是不上税的！”朱德说罢，又讲了毛泽东关于实施第二次战役的战略方针，那就是“中国军队再次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一退再退，等侵略军兵力分散、侧翼暴露时发起反击”，同时，再切断他们的退路。最后，他又以肯定的口气说道，“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就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个请君入瓮的迷魂阵。”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彭总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因此，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罢又指出，麦克阿瑟利用美国的所谓空军优势，已经命令空军“全部出动，以最大的力量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沿江一带北朝鲜的城镇和村庄”。每天，出动各种飞机上千架次，把鸭绿江南岸炸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所有城镇都化为废墟。为此，他又不无担心地说：“我是了解彭总的，他打起仗来不要命。所以，一定要电告前线的同志，确保各级指挥机关尤其是志愿军司令部和彭总的安全。”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同意的。接着，他又向与会同志介绍：根据可靠的情报，美国正在根据志愿军司令部与北京进行电报联系的信号电波，时时都在侦寻我志愿军指挥机关的位置，然后再派飞机投掷重磅炸弹和汽油凝固弹，摧毁和消灭我志愿军的首脑机构。另外，周恩来也清楚彭德怀的个性，从不被敌人的气势吓倒，相反要以自己临危不惧的形象坚定部属必胜的决心。为此，他十分策略地说道：“为了确保志愿军司令部和彭总的安全，我认为主席有必要给他亲自发报，讲明我们没有制空权，要经常变换司令部的地点，要谨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毛泽东当然知道首脑机关和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他在我军入朝作战不久，即电示彭德怀：“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速筑可靠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在这次军委会议之后，毛泽东又迭次发报彭德怀，对司令部和他的安全提出正告。自然，毛泽东作为军事战略大家，他所关注的是第二次战役的组织实施。他最想知道的是彭德怀将如何完成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役部署。
彭德怀的确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他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当他接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有关第二次战役的战略方针之后，立即在大榆洞召开了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议，他在会上十分形象地讲：“麦克阿瑟虽遭到第一次战役的打击，但美军主力未受损失，同时他对我军的兵力还不清楚，所以，肯定还要向鸭绿江大举进攻。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装备太差，如和敌军死拼硬顶，肯定要吃亏。不如先避其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我军可以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以分散敌人，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这是我军的拿手战术。我们要在清川江畔钓大鱼。”
会后，彭德怀采取类似我国古代“孙庞斗智”等用兵之法，有意示弱于麦克阿瑟。他悄然下令各军，“把清川江、大同江以北的德川、戛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敌人，诱敌上钩。同时，我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在后撤时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似已溃不成军。而志愿军主力则转移到敌人侧翼，进入山林，严密伪装。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消除各种可疑痕迹”。对此，连朝鲜领导人都蒙在鼓里，他们“对彭德怀后撤几十公里诱敌深入的战役部署十分不解，询问彭德怀为什么不乘胜向清川江以南追击”。
这时的彭德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清川江畔钓大鱼”，在第二战役中围歼更多的敌人。他一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九个军共三十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而以西线为主”；一边下令各军在继续北撤中，一律停止向前进之敌进行反击，诱敌向着我预设的战场前进，快些成为我早已布好的“口袋阵”中的俘虏。
由毛泽东亲自制定、彭德怀组织实施的诱敌深入计果真奏效。麦克阿瑟认为志愿军后撤是“因为兵力不足，装备低劣而怯战败退”。他又吹嘘：“联合国军对鸭绿江沿岸实施的空军突击，已迫使中共后续支援部队不能进入战场。”并坚持认定入朝志愿军“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于是，命令东西两路敌军加快北进速度。同时，麦克阿瑟又命令近千架飞机对北朝鲜的城镇村庄以及我军的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另外，他们通过空中电波测向寻找我军指挥机关所在地，妄图一举把入朝的志愿军炸成失去统帅部的散兵游勇，进而达到不战或小战而胜的所谓理想的局面。
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通过各种渠道，完全掌握了麦克阿瑟的这一动向，又迭告彭德怀千万注意司令部的安全。就说在第二次战役打响的头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发去的《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的电报中，又作了明确的指示：“（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然而，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这封电报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就被美军投下的汽油凝固弹烧死在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大榆洞旁边。对此，《彭德怀传》作了如下简述：
十一月二十五日，即麦克阿瑟发表公报（即狂妄地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已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的第二天，西线“联合国军”各路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翼侧暴露，完全中了彭德怀之计。西线志愿军各军则按彭德怀的命令完成攻击准备，定于当晚对敌发起大规模的反击。当此紧急时刻，却“祸从天降”。驻在大榆洞南山坡上的志愿军司令部，突遭美国飞机的轰炸。这是由于几天来志愿军司令部收发电报甚多，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测向，发现了志愿军总部的位置。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四架美国轰炸机突然飞临司令部上空，投下大量汽油凝固弹。作战室的木板房和周围的山林、小屋，顿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而起，翻译毛岸英、参谋高瑞欣二人正在木屋内值班，来不及逃出，不幸牺牲。大家围着遗体痛哭，彭德怀脸色苍白，眼含热泪，悲愤交加，默不做声。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几次来电督促他：“你们的指挥所应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请你们充分注意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等等，辞意急切。而他每天只忙着指挥打仗，没想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不幸，使他既内疚又追悔莫及。
时至中午了，朝鲜的天依然是灰蒙蒙的，搞不清是美帝国主义投掷的炸弹掀起的尘埃和硝烟，还是老天爷发怒生成的那低飞的乱云，把阳光紧紧地锁在了天上。彭德怀和他的部属们谁也无心吃午饭，默默地驻步在大榆洞前，似在悄然地等着什么……这时，彭德怀终于从无限悲痛之中缓缓地解脱出来，他就在烈士牺牲的地方召开了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议，一致同意把这次不幸的事件报告中央军委。接着，彭德怀含泪起草了电文：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
我们今日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四架经过时，他们四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二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志司
二十五日十六时
这封电报写得十分冷静，丝毫没有一点感情se彩。但是，在这冷静的背后却涌动着巨大的情感潮流。因为，彭德怀不仅是一位爱兵如子的三军统帅，而且他还是一位十分理解父母妻子送亲人上战场的心情！就在他入朝之后指挥第一次战役期间，他曾对属下说过：“我一辈子打仗，没有什么高招，只懂得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可不是儿戏，必须精心策划，周密部署。指挥员多用一分心血，战士就少流一滴鲜血，不能以战士的生命去无谓冒险。要牢记，任何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牺牲了时，那痛苦和悲伤是难以忍受的。”
时下牺牲的毛岸英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长子，也是彭德怀十分熟稔且又很是喜欢的侄儿辈的有为青年。更为重要的是，彭德怀还非常清楚不久以前那场有关入朝作战的争论，他明白毛泽东送毛岸英上战场也有以示决心的成分。因此，他的悲痛或曰内心中的复杂情感是一般指挥员所难以承受的。就说越年彭德怀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过朝鲜战情之后，他还十分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们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虽然对待儿子的牺牲是无比伤情的，然而当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却是理智的。他听了彭德怀讲了上述话后，沉默一阵遂慢慢地抬起头来，反而宽慰彭德怀：“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已使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型飞机约一千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发出上述电报不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把译出的电文交到了周恩来的手里。可以想见，周恩来阅罢电文后的心情是相当难过的。但是，更令他为难的是，要不要把这封电报交给毛泽东？如何交到毛泽东的手里？或在什么时候交到毛泽东的手里等等。他清楚自入朝作战以来，毛泽东经常彻夜不眠，有时战情紧张，还要连着几天几夜工作不息；另外，由于初冬的北京闹流感，毛泽东一家又都染上了感冒，大夫曾多次“下令”要毛泽东休息，可他都以第二次战役刚刚打响为由，继续坚持带病关注朝鲜的战事。他想了许久，决定暂不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然而，无论怎么说毛岸英的牺牲不是寻常事，几经思忖，决定把这封电报批给刘少奇和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
周恩来如此处理这件事情是慎重的。但是，从长远看又等于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他知道毛岸英牺牲了，可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儿子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另外，周恩来不仅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而且还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因此，为了朝鲜的战事自然还要为国内的经济等事，需要经常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每每他们二人单独会面、商谈国事，尤其是谈到一些令他触景生情之处的时候，他会在情感深处掀起不为他人，尤其是不能为毛泽东所知的波澜。所以，他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要在心里自问：“什么时候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主席呢？……”
很快，朝鲜战场传来了第二次战役大捷的喜讯：在这次战役中，我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共歼灭侵略军三万六千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二万四千多人。十二月三日，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被迫下令实行总退却；十二月六日，朝中军队乘胜追击，光复平壤，把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连续两次失利，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各界利用各种舆论阵地，猛烈地抨击麦克阿瑟，强烈要求解除其“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说他发动的“圣诞节总攻势”几乎把美国引向灾难的深渊。杜鲁门为了挽回败局，一度暗示要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为此，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忙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决不自动撤出朝鲜，但也不同意扩大战争的范围。”
针对英、美对朝鲜战局的态度，金日成飞来北京，与毛泽东等举行会谈，双方商定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推彭德怀担任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由金雄担任副司令，朴一禹担任副政治委员。针对朝鲜的战局，毛泽东在部署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并决定：利用一九五一年新年敌军度假疏忽之际，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对敌人发起猝不及防的攻击。从此，也就揭开了第三次战役的大幕。
正当我中朝联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在北京送走了不平凡的一九五○年。这时，周恩来认为应当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了，遂提笔写信：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一二
周恩来非常沉重地写罢这封信，又看了几遍，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潮再次翻滚在心湖中。然而，当他把这封信装入信封，决定送交毛泽东的时候，他又禁不住地发出这样的自问：“主席看后，能经得住这意外的打击吗？……”
九
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中华大地完全沉浸在欢庆我志愿军健儿连续取得两次胜利的喜悦中！对毛泽东而言，他亲自运筹的第三次战役又在昨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打响了，并取得了重创敌人的重大胜利。因此，他内心的高兴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然而，这庆祝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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