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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因此又加深了一步。
对此，蒋介石的心里是有数的。昔日，蒋氏认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中国主宰者，派张治中和中共领袖人物谈判，目的是借私人的交情进行招抚。那时，他不担心张会投共；今天，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治中再次顺应历史的潮流举起了和谈的大旗。这不仅会强烈地刺激蒋介石的心，同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也必然会发出这样的自问，张洽中这位首席和谈代表会不会生出异动之心呢？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蒋经国在日记中提前下了断言：“像这样的人，到北平后，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迹呢！”
但是，张治中毕竟是和蒋介石有着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再者，张治中毕竟又是国民党一方的首席和谈代表，无论是从昔日的私情，还是从今天的公谊来说，公然拒绝张治中来溪口都是失礼的，而且还会授给反对派心胸狭小的口实。再者，蒋介石作为政治家，自然会把一切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来考虑。从客观上讲，张治中主动来溪口“面圣”，是为蒋氏增光的事情，这等于向中外公开宣称：李宗仁派出的首席和谈代表是听命于蒋的。所以，蒋氏决定低调欢迎张治中的到来。用蒋经国的话说：“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也不愿同他多谈。”
对此，张治中也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张氏本着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一如既往，把“和谈腹案”双手呈蒋，并请阅后示谕。蒋介石当即看了一遍，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没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一看这说话的态度，再一品味这说话的语调，一切全都明白了。他只好公事公办地请示：“四月一日我就飞赴北平了，行前，您对我和代表团有什么指示？”
“没有了，”蒋介石沉吟片时，又似关心的样子，“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很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自然明白“一切要当心”的内涵。或许是时间有限，抑或是话不投机，遂于翌日——三月三十日就告别了溪口飞回南京。行前，蒋介石出于礼貌，或曰是一种姿态，亲自坐车从妙高台送张治中到溪口。在车上，蒋还重复地说：“代我转告有关同仁，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
张治中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原因，还是真的相信蒋介石说这些话是出于真心？他当即高兴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歧，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你斟酌吧！”蒋介石说道。
张治中回到南京之后，马上口授秘书写了一个新闻稿送到各报发表。他的用意是：一方面造成较良好的和谈气氛，另一方面对反对和谈的死硬分子施加压力，为和谈减少一些阻力。
张治中为了继续创造所谓良好的和谈气氛，他“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请，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在南京政坛被认为自“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
正当蒋介石无力阻止重开和谈的时候，李宗仁也在利用和谈打自己的小算盘。首先，他在和谈代表名单中列入刘斐，把代表桂系利益的名额增加到两名。接着，他为了使和谈代表贯彻自己划江而治的思想，单独召见了刘斐。
刘斐，湖南醴陵人，字为章。早年就读南宁演武堂，因受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影响，遂投身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荣立战功。后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留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出任“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等职，是比较坚定的抗日派将领。同时，与中共关系较好。抗战胜利后，升任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部次长。后因反对内战，主动请辞军职，回到故乡湖南，代表桂系与程潜等人时相过从，共谋重开国共和谈大计。就在张治中赴溪口“面圣”期间，他经由武汉飞抵南京，与李宗仁面议和谈大事。据刘斐事后回忆：
我说：“……至于蒋介石说他不妨碍你，是靠不住的。他不过是利用你来作缓兵之计。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话吗？他的全班人马一个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能应付得了吗？”
李说：“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和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他们是不能破坏的。”
我说：“主要是仗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说：“若还不行怎么办呢？”
李说：“那以后再说嘛！”并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说：“我有决心！”
我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何我不得了。你放心去谈判吧！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由上述谈话可知：李宗仁绝不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认为自己出面和谈是与毛泽东平分秋色，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然而毛泽东同意重开和谈的终极目的，是要南京政府步傅作义的后尘，走北平式的和平解放之路，绝不允许当今的中国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由此可知，李宗仁不仅为自己埋下了和谈失败的种子，而且也预示了李宗仁后半生的悲剧。此乃后话，下文详述。
在此期间，想置身事外的黄绍竑也由香港飞抵南京。在李宗仁的眼里，黄氏是桂系的智多星，用不着像对刘斐那样交代，黄会在谈判桌上随机应变，把桂系的利益，尤其是他李宗仁关于和谈的意图体现出来的。因此，他一见黄绍竑就说了这句话：“一切都商议好了，不用你费心，只是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李宗仁又估计错了！黄绍竑这位桂系的智多星，早已远离了李、白的思想轨迹，而且对“和”、“战”之事也已经与白崇禧近似反目了。所以，黄绍竑事后写下了这段话：
“我当时想，要我当个糊涂代表，只好随同前往，成功与否，横直当个和谈代表没有什么亏吃的。其实我早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他哪里会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呢！不过想利用和谈讨价还价，骗取主张和平的虚名。至于白崇禧，早就把‘汉曹不两立’的口气向我说过了。总之，和谈代表的主张，和南京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一致的。”
李宗仁对于代表桂系利益的两位和谈代表判断失误，除去他的性格使然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重开国共和谈的目的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与刘斐的谈话中，我们明显地感到李宗仁背离了在和谈开始后致毛泽东电的立场：“协商问题，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同时，他由停战谈判逐渐转到了蒋介石力主的“备战以求和”的立场上去了。在这期间，他曾公然说过：“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
北上和谈的六位代表就要启程了，何应钦于头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官邸举行送行宴。在何氏看来，就要北上的六位代表“是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够沉重的”。再者，“由于筹备工作早已全部就绪，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亦已充分讨论过，所以席间再没有谈及关于和谈的话”。可是，何应钦绝对不会想到，北上和谈的六位代表都在为自己未来的前途盘算着。其中，思想矛盾最大的莫过于“和平老人”邵力子先生了。
邵力子是决计不再返回南京了，但是留居南京的夫人傅学文女士怎么办？傅的意见是肯定的：一定要同邵一起走。可现在南京已有谣言，说邵不是去和谈的，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的。如果傅同他一起走，谣言就更大，对和谈更不利；不去吧，和谈一旦破裂，邵留在北平，傅一人留在南京将是很危险的。为此，他们夫妇悄然来到老友孙越崎家里，请求帮忙解决。孙越崎想了想，说：“邵夫人如果一起走，我想诚如邵先生说的，谣言将更大，对和谈更不利。和谈不成，邵先生当然知道得最早，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届时打个电报给我说‘要衣服’。我负责代买飞机票，第二天一定送邵夫人去香港转去北平，保证她无危险。”
四月一日，南京明故宫机场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八时过后，持有证件的记者相继走进候机大厅，抢好了最佳的位置，摆好了照相机，拿着笔和本等候采访。八时半，各种轿车结队驶来，停在机场前的广场上。李宗仁、何应钦等党政要人以及立法委员簇拥着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顾问、秘书、随员等共十九人走进候机大厅。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镁光灯闪个不停，和谈代表团为了避免每个人都回答记者的问话，遂由和谈代表团顾问李俊龙宣读了一份书面谈话：
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行过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我们相信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意旨，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希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据史记载，记者的奔忙与和谈代表的严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沉闷、肃穆的氛围衬托得更加凝重了！李俊龙顾问念完书面谈话，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步出候机大厅，向停在跑道上的“天王号”专机走去。和谈代表、顾问、秘书以及随员相继登上舷梯，步入机舱。最后，首席代表张治中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手，声调低沉地说道：“再见了！还有什么叮嘱吗？”
“没有了，”李宗仁郑重地说道，“我再说一遍：我们对和谈代表予以绝对信任，付托全权，只要代表团认为可以的，我就能签字。”
在这种氛围中，张治中听后真是有点感动了！他原本想说的“谢谢”二字也没说出口来。接着，他凭着一股热血的冲动，毅然转身登上舷梯，再回身一看送行的官员们的表情，顿时又感到此行自己的责任重大。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用沉重而激动的声音大声说：“各位尊敬的先生们，长官们，及立委先生们！各位这样盛情欢送代表团，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知道，这是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辜负各位先生们对和平的热烈期望，希望能够得到成功。”
“天王号”专机启动了，渐渐驶离了跑道，又缓缓升入高空，向着北方飞去。李宗仁这位代“总统”看着消逝在天际的“天王号”专机，有着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感扑入心头……
是日下午，“天王号”专机在西苑机场降落，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等人前往机场迎接，送南京代表团下榻六国饭店。当日晚六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因南京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而对等增加的）等公宴北来的南京代表团。饭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实出张治中所料的是，周恩来劈头问他：“你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周恩来是一代大政治家，当然明白张治中去溪口“面圣”的缘由。但是，他为什么还向张治中发出近似责难的质问呢？史家认为有公、私两方面的原因。论公，周恩来必然会站在党的立场上认为：张治中溪口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当然会不满；论私，周恩来和张治中有着非常好的私谊，在周看来，张为什么看不清大势所趋的情势，而做出这样糊涂的事来呢！因此，周恩来在严肃地批评了张治中的溪口之行后，又说了如下这句话：“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原以为见到周恩来会重述旧谊，或畅谈自军调处分手后的别情，没有想到一见面就被老友周恩来泼了一盆凉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当时不免动了一点感情，解释了必到溪口去的种种理由。”自然，在这种情势下是很难再谈有关和谈的事宜，聪明的张治中首先提出外交政策问题，主张“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又说：“如果亲苏而反美，则美必武装日本和用经济封锁来对付中国”，“这种论调，当然不为中共所同意而加以反驳。”初次相见“算是泛谈，无结果而散”。
张治中作为一方的首席和谈代表自知责任重大，再加上一见面就与周恩来话不投机，心情显得有些沉重。这时，李宗仁派驻北平的常驻代表黄启汉前来拜访，他忙问道，“你在北平驻了很长时间了，中共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这方面，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黄启汉答说。
“那只是个原则，具体谈起来还有所商酌吧？”
“当然有，但总不会离开那八项的范围。”
“好，好。”张治中沉吟片时，话题一转，问道，“德公说你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的电报，都是经过这电台收发的，是吗？”
说到李宗仁要黄启汉在北平设的这部电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据黄启汉的回忆：“我认为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通过党组织，于是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我带来的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了王拓同志（当时是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奉派在六国饭店和我联系）转交到李克农同志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和工作人员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刘仲容南返时，又请刘“向李宗仁扯了一个谎，说我已经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以后通讯即由这个电台收发”。时下，张治中突然问起，他虽感到突然，也只好硬着头皮说：“是的。我们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报，就交给这个电台发好了。”
“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张治中追问。
“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黄启汉答说。
黄启汉告别张治中以后，立即向徐冰同志报告了他与张治中谈话的内容。次日，凌晨二时许，有两位同志到黄房间来，把黄从睡梦中叫醒。他们告知：周副主席知道张治中追问电台的事，特派他们两人来和黄商量，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对此，黄启汉事后写下了这句话：“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和如此细致地考虑问题，使我非常感动。”
四月二日，国共双方代表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但是，经过一天的个别接触、交谈，除邵力子以外，南京方面的和谈代表均不同意“惩治战犯”这一条。而且还有几位代表提出休兵罢战、“划江而治”的想法。当毛泽东获悉了这一情况之后，遂深沉地说道：“恩来，从第一天摸到的情况看，李宗仁宣布的承认八条原则为和谈基础，是说给世人听的，而他自己并不想执行，或者说还想讨价还价啊！”
“是的。这样一来，下边的文章就不好做了。”周恩来疑虑重重地说。
“我看还是可以做下去的。因为我们的和谈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基础上的。”
接着，毛泽东走出了两步棋：一、做南京李宗仁、武汉白崇禧的工作；二、力争在北平把每一位和谈代表都变成邵力子先生。最后，他又说道：“总的原则是：在南京，我们要利用蒋、桂矛盾，把桂系拉到人民的一边。这样做——如果成功了，我们就会避免渡江作战，国共双方都会减少很大的伤亡。在北平，假如把所有参加和谈的代表、顾问都变成邵力子先生，不仅有利于和谈的成功，而且我们还会从政治上得很多分。”
毛泽东如何走出第一步棋呢？经过与周恩来缜密的研究，为了向李宗仁、白崇禧当面阐述中共方面的意见，并进而促使李、白二人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决裂，决定动员李、白派到北平来的使者黄启汉、刘仲容返回南京，替毛泽东、周恩来当说客。同时还决定：由周恩来找黄启汉做工作；由毛泽东亲自找刘仲容谈话。事后追论：毛泽东走出的这步妙棋，在我国近代谈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啊！多年之后，黄启汉记下了行前周恩来和他两次谈话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周总理很气愤地说：“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看，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周总理继续说：“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周总理同意我回南京把这两个问题向李宗仁问个明白，并决定明天就乘代表团坐来的专机回去。原定于四月五日开始正式和谈的，也决定推迟了。
三日上午，周总理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周总理严正地指出：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统一的愿望，不顾中国共产党为防止内战的真诚努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和痛苦。现在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较量，蒋军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但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但南京来的代表团，却想对这八项原则讨价还价，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周总理进一步要我转告李、白几点具体意见：（1）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4）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如果说周恩来与黄启汉交谈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那么毛泽东与刘仲容在三日晚上的谈话就显得轻松多了！毛泽东一见刘仲容的面就说了如下这段话：
“我和恩来商量了一下，想请你回南京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再做做工作，再促一促，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历史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
刘仲容清楚自己北来的使命，是为李宗仁、白崇禧打通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人物的关系的。把话说白了，就是来摸中共在“和”、“战”等大事上的底牌的；时下，他又要受命于毛泽东，回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换言之，就是要说服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决裂，走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再者，说句实在话，刘仲容此次来北平，真的想留下不再回南京了。所以，他听了毛泽东的话后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你敢回去吗？”毛泽东看着表情有些凝重的刘仲容，笑着说，“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保你平安回来。”
“我敢回去，请毛主席做指示吧！”刘仲容一听毛泽东的话音，遂笑着说。
毛泽东深知李宗仁有几个担心：主要的是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和桂系军队的结局。据刘仲容事后的回忆，毛泽东就有关问题讲了如下的意见：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作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谈判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挂啦。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白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通过上述的谈话，认为帮着李宗仁把所谓的思想包袱放了下来。假如李宗仁真的想站在人民的一边，在毛看来就无需再说些什么了。同时，他深知李宗仁不能完全当桂系的家，武汉还有一个白崇禧，为了使白也放下思想包袱，他很有针对性地讲：“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们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继续请他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们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毛泽东说罢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似品味般地慢慢地吐了出来。接着，他看着深受感动的刘仲容又说：“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哪？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毛主席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刘仲容真诚地说了这句话。
“恩来，”毛泽东认为自己要说的全说完了，遂又转向周恩来，“他们去南京的事，你帮他们安排一下吧。”
刘仲容一听“他们”二字，遂下意识地暗自问道：“与我同行的还有谁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北京饭店，向有关人士宣布，这次去南京的共有四位，除刘仲容外有朱蕴山（代表各民主党派），李民欣（代表李济深），还有刘子衡，他是去找南京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据刘仲容回忆，周恩来还讲了如下这段话：“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同时，周恩来还对刘仲容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朱老和李民欣的生活，由刘照顾；再是要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最后，周恩来说道：“祝你们一路顺风，过几天再见！”
也就是在安排刘仲容等人南下的期间，香山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害得毛泽东都披挂上阵，与身边的卫士们一起保卫双清别墅的安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