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三
毛泽东当然关注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的和谈。但是,他这时主要的精力却不是用在和谈文件的起草上,而是在组织实施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雨季到来之前,确保渡江战役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坐镇北平的毛泽东正在与溪口的蒋介石在“和”、“战”这盘大棋上斗智。仅就毛泽东在“和”的幕后已经抢占了渡江的先机而言,蒋介石妄图借“和”拖至雨季的棋是输定了!
三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毛泽东约见黄炎培先生作竟夜长谈的当天,毛就收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致中央军委电:“军委预定发起渡江战斗的四月十三日,正值农历三月十六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荫蔽,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黄昏发起渡江战斗,甚为有利。”翌日——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接着,又于三月二十八日再次电告:同意你们推迟至四月十五日渡江。已定四月一日为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的时间,四月十日结束。谈判成败要到那时才能清楚。也就是在这则电文发出之后,毛泽东获悉刘仲容将于三月三十日到达北平,遂又发出如下这通策略性很强的电文:
(一)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追击或攻击,让其退到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麻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起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大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况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唯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
同时,毛泽东根据与桂系秘密谈判进展的情况,于三月二十八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的电文中指出:“同意你们主力于四月十一日开始行动,但须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大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七月上旬渡江。”为鼓励第四野战军指战员挥师南下,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的干部。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在部署三路大军下江南的同时,也多次与负责和南京和谈的周恩来研究和谈与渡江的关系。对此,毛、周二人形成初步的共识:四月一日,和谈开始;四月十日,和谈结束;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一定要在四月十五日过江。另外,在讲到蒋介石、李宗仁对和谈所持态度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我推算南京和谈有两个目的:一、真心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二、把和谈当做一种手段,想拖到雨季的来临。而我们呢,只有一个目的,无论是和还是打,都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为此,我们在北平与他们和谈的同时,二野、三野、四野三路大军做好渡江的准备,一旦和谈破裂,我们就能打过长江去!”
“恩来说得好,这是一出有文场、有武场的好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好和谈的文场戏,我在幕后导演好备战的武场戏。”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主席是总导演,我会把这出文场戏唱好的。”周恩来说罢突然想起什么,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忙说道:“主席,看我忙的,差点忘了这件事。昨天,主席的诗友柳亚子先生给你转来了一首新近写成的七律。”
毛泽东听后精神为之一振,边说“噢,柳老送诗来了,快给我看看”,边从周恩来的手中接过诗笺,双手捧读如下这首七律:
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
无车弹铗怨冯骥。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不仅对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颇深的造诣,而且作为一代诗人,他对历代诗词都有所涉猎。因此,当他读到“说项依刘我大难”句时,一定会想起唐杨敬之《赠项斯》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接着,他也会想起《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不甚重也。”由此可知这句柳诗是借杨敬之到处讲项斯的好话和王粲去荆州依附刘表的典故,表示自己说人好话,依附他人,他很难做到。如果再联系柳诗其他句中所用的典故,尤其是在阅罢柳诗末尾这段自注:“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越发透露出一种因怀才不遇而生出的思乡之情。对此,毛泽东沉吟良顷,遂以不解的口气自问:“我的这位老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点受冷落了呢?”
就在这时,中央办公厅来人通知:北平市为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莅临故都北平,市长叶剑英请梅兰芳出演《霸王别姬》。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啊,今晚一定去看梅兰芳的戏去!恩来,请你通知有关的同志,不要忘了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看戏。”
虽说毛泽东是三月二十五日迁住北平,但是他进北平城里却是去看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据史记载:毛泽东第一次进北京是一九一八年四月,这样算来,整整三十一年了!那时的毛泽东是一介布衣之士,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而今的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而且就要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了。因此,他坐着轿车故地重游,且又是以主人的身份看梅兰芳的戏,一定会生出无限的人生感慨!据卫士回忆,毛泽东一路上和他们谈个没完。他说:“我们看戏也是工作。今天晚上去看的是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演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大家够有眼福的了!”
“主席,过去您看过梅兰芳的戏吗?”
“那时,我在北京是一个身无一文的穷青年,哪看得起梅兰芳的戏啊!”
“那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今天晚上就沾主席的光了!”
“不对!是沾人民的光,是沾革命的光。”
“主席,听您这么一说,梅兰芳这个老太太得有五十多岁了吧?”
毛泽东听后禁不住地笑了,他侧首看了看愕然的卫士说道:“梅兰芳可不是老太太,是位鼎鼎大名的先生。”
“真的?”
“我还能骗你们?我还告诉你们,梅先生可不简单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他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
“好!是位有骨气的中国人。”
“是啊!梅先生不仅是一位大艺术家,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民族气节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先生的戏,就是提倡中华民族的气节和正义感,号召所有的艺术家、人民,向他学习。”
这天晚上的长安戏院灯火辉煌,戒备森严,从门前停的轿车可知,前来看戏的方方面面的领导人是很多的。梅兰芳先生时年五十四岁了!毛泽东,包括很多第一次看梅先生戏的同志都会好奇地自问:“他扮的虞姬还会像传说的那样漂亮吗?”随着开戏的锣鼓敲响之后,戏台额口的大幕缓缓地打开了,饰演虞姬的梅兰芳一出场,就赢得了一个碰头彩。随着剧情的展开,他的唱、念、做、舞,尤其是在《夜深沉》音乐中舞的那段剑舞,赢来一个接着一个的喝彩。喜爱京剧的毛泽东也被剧情完全吸引了!他忽而随着唱腔用手轻轻击节,忽而又跟着京剧过门微微地摇首,他完全被梅兰芳出神入化的表演陶醉了!
……
梅兰芳的演出就要结束了,卫士们出于安全考虑,催着毛泽东快些退场。毛泽东听后说:“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
演出结束了,梅兰芳先生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又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主动地站起身来,用力地为梅兰芳等演员鼓掌,表示祝贺演出的成功。事后,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受人尊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戏剧肯定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毛泽东毕竟是一代政治家,且又是刚刚进北平怕重演李自成悲剧的政治家,因此他在欣赏《霸王别姬》这出戏的时候,又不能不与自身的命运,或者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他不仅当时说过“我们可不能演出《霸王别姬》”这类话,就是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也经常引用《霸王别姬》的故事告诫自己和全党。
毛泽东回到香山双清别墅之后,周恩来告诉他:“你的老朋友——桂系白崇禧的高参刘仲容明天到达北平。”毛泽东听后为之一振,说道:“恩来,一、你要热情接待他;二、他一到北平,我立即就会见他。”
刘仲容是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了!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刘仲容赴莫斯科留学,入中山大学就读,与共产党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同学。同时,也与蒋经国等国民党人的高干子弟同窗。或许他的人际关系搞得好,抑或是过犹不及取其中的中庸之道起作用,国共两党的留学生,每逢为竞选学生会负责人闹得不可收拾的时候,他总是当选为留俄学生会的主席。也许因为他有这样一段留学历史,日后遂成了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据刘仲容回忆,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有一次,我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李克农同志,他对我暗示,最好我能争取到白崇禧的身边工作。”武汉撤退前夕,刘仲容利用关系从李宗仁身边调离,到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身边任参议,担任对外联络工作。不久,李克农来到桂林,负责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由此,他又在李克农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对此,刘仲容作了记述:
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桂北路,离我办公地点很近。我们两人之间,除有时因公有所接触外,还私下秘密往来。那时的桂林,虽然比较开放,但蒋介石也派有特务,斗争复杂。李克农对我的安全十分关心,经常提醒我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要提高警惕,并送给我左轮手枪一支,以防万一。每当我去他住处会晤时,他的门前总有青年站岗,为我们“放哨”。
刘仲容和毛泽东也是老朋友了!据史记载,正当蒋介石平息桂系和粤系联合发起的两广事变之后,张学良因拒绝在西北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遂与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要人为借扣蒋东山再起,遂派刘仲容赶到西安,与张、杨二位将军密商结盟大事。遗憾的是,刘仲容刚刚赶到西安,张学良已经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了。接着,他又应中共方面的朋友邀请来到延安,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他与毛泽东数度作竟夜长谈,并结下了很好的私谊。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时的刘仲容早由桂林撤到山城,继续在白崇禧身边工作。同时,他受王炳南领导,与王昆仑等组织了“小民革”,为党工作。据刘仲容回忆:“我从白崇禧处获得的重要情况,随时都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直接反映。有时,由王炳南同志转达。”有一天,王炳南奉周恩来之命,告知刘仲容:毛主席要接见他。他一听真是高兴极了!连忙赶到红岩村见到了毛泽东。对这次特殊的会见,刘仲容只扼要地作了记述:
毛主席要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这时,我把我的担心全部向毛主席倾吐出来。我说:“蒋介石的谈判是假的,他决不会停止内战,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去就会发动进攻。”毛主席从容不迫地说:“这个,我们不怕。”毛主席指出,现在,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毛主席对争取国民党内部进步势力的问题,十分关心。他说,你们小民革干得很好嘛。毛主席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给我极大的教育、启示和鼓舞,使我心明眼亮。
李宗仁、白崇禧虽然并不知道刘仲容的特殊身份,但是他们都知道刘仲容为桂系的所谓利益,一直与中共领袖人物不仅有秘密往来,而且也清楚私人关系很好。因此,这就是李、白一致同意委派刘仲容北来与共产党接关系的原因。说到刘仲容来北平所肩负的使命以及经过,他有详细的回忆,略谓:
刘仲容接受李宗仁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赶回武汉,动身之前,白崇禧同他谈了话,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要刘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务必把他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他还写了一封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交刘带去。刘为保险起见,把这封信缝在棉裤里。临行时,白崇禧握住刘仲容的手,郑重其事地说:
“你跟我们几十年,你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会为我们打算的。”
刘仲容告别武汉之后,于第二天就到了信阳,由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一名亲信送刘越过前线的中空地带。到达遂平,进入解放区。而后由遂平到达漯河、郑州。刘的计划是由郑州去石家庄的,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迁至北平,遂又由郑州转去济南,乘火车北去。由于南北铁路还没有全部修复,火车停停开开,直到三月底才抵达北平,由齐燕铭接到中南海,见过周恩来之后安排在丰泽园休息。是日夜,周恩来派了一辆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着急会见刘仲容呢?除去说明毛泽东十分念旧,不忘朋友外,主要是想通过刘仲容摸清桂系,尤其是白崇禧对“和”、“战”的真实态度,以便确定未来渡江战役以及江南战役的战略部署。同时,也要根据此点确认就要举行的和谈的方针大计。
在毛泽东的棋盘上,他最企望出现这样的格局:利用三路大军陈兵长江北岸的形势,通过各种人事关系,一步一步地加大蒋、桂之间的矛盾,迫使桂系站在人民的一边,与共产党人结盟,彻底孤立并消灭蒋氏军事集团。在这期间,虽然先行到达北平的黄启汉和刘仲华,已经如实地向周恩来介绍了桂系的情况,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为了更加准确地判断桂系,尤其是握有兵权的白崇禧的真实立场,认为很有必要向刘仲容这位老朋友了解第一手的情报。
毛泽东驻足双清别墅门前,看着走下汽车的刘仲容,快走两步,迎过去,紧紧握住刘仲容的手,热情地说道:“仲容,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刘仲容虽说与毛泽东是老相识了,但由于地位的改变,再加之他在国民党中当差当久了,所以他还是有些拘束地答说:“那年是西安事变,我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委派到陕北,和主席畅谈了几个通宵,获益匪浅。”
“客气了,客气了!”毛泽东边说边抓住刘仲容的手走进双清别墅的客室,主动地请刘仲容落座,等工作人员献上香茗之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边吸边随便地说道,“我记得那时我对你说过这样的话:蒋介石太霸道了,逼得他的盟弟张学良造了他的反,这说明我们团结抗日是有希望的。”
“历史的发展,正如主席所预测的那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了,抗日战争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刘仲容说。
“抗战一胜利,蒋介石就又学起西楚霸王的样子,不许天有二日,只许喊他蒋某人万岁!结果,逼得我们反抗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打垮了他的嫡系部队。”
刘仲容听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认为毛的讲话风格不单单是深入浅出,而且进入了大俗大雅的至高境界。因为在这三年解放战争中演出了那样多的悲惨史剧,然而在毛泽东的嘴里却说的是那样的轻松、通俗、明了!当他接着阐述自己的看法时,他却没有毛泽东说话的随意感,依然有些沉重地说道:“说句实在话,我也没有想到老蒋他败得这样快,而且又是败得这样惨!”
“还是那句老话,人是不可以和规律抗争的!翻译成老百姓的话说,天要灭蒋,是谁也抗拒不了的。”毛泽东看了看有些愕然的刘仲容,遂又解释道,“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天道即规律嘛!”
刘仲容听后豁然开朗,复又笑着点头称是。这时,毛泽东又把话锋一转,以藐视的口吻说道:“更为可悲的是,时至今日,蒋某人还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还想以在野之身,左右你们桂系破坏和谈。”
“主席所言极是!其中,桂系的实力派白崇禧出于自身的利益,还真有可能被他老蒋拉过去。”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边说边把右手向下一挥,借以表示他的决心。稍顷,他发现刘仲容完全没有了刚刚见面时的拘谨感,遂以商量的口吻说道,“仲容,给我全面地谈谈南京方面的动向好不好?”
“好!”
接着,刘仲容全盘托出了自己的看法。请看他在事后写下的回忆:
我说,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说是苦闷派吧。毛主席笑着问我,李宗仁、白崇禧算哪一派?我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介石对他们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六十万人。蒋介石凭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也不那么容易。
当我讲到这里时,毛主席严正指出: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又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六十万,而是一百万;另外还有一百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在这里,毛主席批评了白崇禧的资产阶级军事观点,一个反动的军事家从来不懂得人民力量的伟大。
当时,桂系夏威部队的一部分军队在安庆陷于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桂系的另一部队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解放军陈赓部队包围被缴了械。白崇禧请求中共方面予以理解。对此毛主席表示可以放松包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还给桂系部队,要我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
毛泽东在作出胜利者那独有的姿态之后,遂又分析了中国目前的大势,很是轻松地说道:“仲容,你是最清楚不过的,你们桂系就那么一点,充其量不过二十几万人马,一旦打起来,能坚持几天呢?他李宗仁、白崇禧不要太短视了!”
刘仲容自然明白毛泽东说上边这些话的用意。但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毛泽东讲清楚桂系,尤其是白崇禧目前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又进言:“主席说的实在得很,可是白崇禧却顽固地认为:他的手下有二十几万部队,凭着长江天险,再辅以海陆空三军固守,解放军是很难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的。”
“因此,他白崇禧坐镇武汉三镇的如意算盘是:背靠着美国人,东联蒋系军事集团,利用和谈争取时间,在当今的中国再搞他一个南北朝。”
“完全正确!用白崇禧的话说:备战和谈,谋取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听后不无藐视地笑了,然后他把手中的烟蒂熄灭,轻轻地放在烟灰缸里,近似嘲讽地说:“我毛泽东的算盘只有我说了算,而今你们桂系的未来也不是他白崇禧说了算。仲容,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他白崇禧还有什么本钱吗?”
“有!他想通过李宗仁做湖南政坛耆宿程潜的工作,这样一来,两湖与两广就可结为一体,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
毛泽东听后笑了,遂又微微地摇摇头。
刘仲容从毛泽东那非常自信的表情中感到,毛泽东早已预伏了棋子,由于事关重大,他就没有再说些什么。
刘仲容的感觉是准确的。诚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请他的老乡章士钊先生去做程潜的工作。就在毛泽东入主北平不久,他已经收到南京地下党的密电:章士钊约见了程潜,效果很好。详情留待下文再述。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与刘仲容从深夜谈到第二天凌晨三时才结束。对此,刘仲容深以为荣。
毛泽东送走刘仲容之后,周恩来打来电话,非常生气地告知: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行前去溪口朝圣。对此,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恩来,这就叫旧情难舍啊!……”
四
对于张治中溪口“面圣”之举,毛泽东称之为“旧情难舍”是有道理的。
世人皆知:二十多年以来,张治中和蒋介石有着不错的私交。同时,张也与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远在黄埔时期,张治中因思想“左”倾,并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被国民党右翼骂作“黄埔四凶”之一;抗战八年,他和周恩来等同住山城,虽“各为其主”,但不仅未伤和气,而且还携手为抗战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山城举行谈判,张治中亲赴延安接送毛泽东等人,连毛泽东在山城的起居和安全,张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接着,张治中还参加了马歇尔、周恩来共同组成的军调处,一心希望国共双方携手建设一个新中国。在此前后,他为国共和谈写下三上延安的历史。由于美、蒋的终极目的是消灭共产党,所以历史赋予军调处的使命没能完成。但是,张治中和周恩来的友谊却因此又...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