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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光老汉的身世，这几年里是一幕悲剧。
解放前他是地主的长年帮工，一家几口人，都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在生死线上挣扎。清匪反霸那一年，他豁出命来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和土匪恶霸们斗。土改时，作为韩家寨团转几个乡里头一批积极分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搞互助组、闹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战胜自然灾害，韩德光都是韩家寨上的领头人。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变成了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骨干。韩德光处处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党号召学文化，几十岁的德光大伯，也买来了笔和纸，坚持每天学几个字，能达到看文件、写信、读报的文化水平。党怎么说，他怎么办，决无二心。
解放二十多年了，他和老伴唐梅莲仍然住在泥墙茅屋里。有人对他说，寨上条件差的人家，也欠着集体的钱，先盖起了半边屋，你也盖一间砖瓦房吧。他摆摆手说，党支部有计划，这几年的砖瓦要支援迁进山来的厂矿，我不能破这个例。公社里有规定，每个大队长一年可以补贴一百个劳动日，大队会计年年给他算上这一千个工分，他年年要会计减掉。
别以为韩德光家富裕，三个女儿先后出嫁了，儿子在煤矿上干活。子女们知道老两口都在队上干活，也不帮补家里。两个老人，靠工分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在农村里当干部，总有那么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捧着他。来寒衣了，评给他家一件；来棉被了，评给他家一床；过年过节，远亲近邻的，有端肉来的，也有提鸡蛋来的；还有好些，说也说不清的，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来往。德光大伯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概回绝。他对至亲好友说：“我要不当着大队长，你们送来的东西，我可以收。就因为当着大队长，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
他穿一身打着补钉的土布衣裤，在田头干活，到坡上薅土，钻进煤洞拖煤，蹲在窑子里出窑带头搞生产。他讲求实事求是，既反对虚报浮夸，也反对瞒产私分，第五生产队的会计，就因为弄虚作假，被他撤了职。
第五生产队是个小寨子，地处那条穿峡过岭的河边，当地人也叫河边生产队。河边生产队只有二十三户人家，有十九户姓姚，家族观念还很强。这个队离韩家寨大队其他寨子都比较远，地势比较低，又是引河水灌的田，水稻产量比其他四个队高。可这个队常常仿着其他四个队报亩产量。姚银章当了三年会计，头年他搞两本账，被韩德光及时阻止，没搞成。第二年他变换花样，分了干谷子，他说分的是湿谷子，每一百斤算七十斤，居然瞒过了人。德光大伯对全大队的产量，心里都有个估量，年终统账时，发现了五队的产量有问题。他到河边生产队去住了几天，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姚银章玩的鬼。他要姚银章在全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到来年发放回销粮时，按五队的实际产量，没有给五队分配回销粮。到了第三年，姚银章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倚仗着他在五队姚姓族中有威信，又搞开了瞒产私分。事情被揭发之后，鉴于姚银章屡教不改的恶劣作风，多次欺上压下，在粮食问题上玩弄阴谋诡计，经韩德光提议，撤了他的会计职务，要他在全大队的群众会上作了几次检查。
四清运动时，地委的柯书记在韩家寨大队抓工作。广大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治山治水，因地制宜，艰苦奋斗，改变山乡面貌。柯书记临走的时候拉着韩德光的手说：
“德光同志，形势很好啊！你一辈子都在种水稻，一辈子受产量过低的气。看到没有啊，你们这一带高寒山区，主要矛盾是种子，没有适应你们山区的良种，这水稻产量，还是上不去！”
“我思量这个问题，有好几年了！”韩德光点头说：“解放十几年来，先后从外地引进过十几个良种，可到了我们这儿，这些良种硬是不结谷。”
柯书记偏着头，凝神思忖了一阵，说：“看来，你们不能尽引人家的良种。要创，要自己培育一种新的良种，毛主席号召我们共产党人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德光同志，在育种这件事情上，你也要带个头啊！”韩德光怔了怔，迟疑不决地摊开手说：“老柯同志，你看，我识字不多，使力气干活还行，闹科学实验，那需要读过厚本本书的人呀”
“德光同志，你见困难就止步了吗？”
地委第一书记直率的批评使得德光大伯发急了：“我啥时候见困难退过步，我”
“哈哈哈，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脾气。”柯书记朗朗地笑着说：“德光同志，要育出了这样的良种，那就不只是提高韩家寨一个大队的产量，眼光要放得远点。全县有几十万亩这样的水稻田，整个地区有几百万亩。你想想，每亩增产一百斤，几百万亩水田能增产多少粮？怎么样，到这座火焰山上去闯一闯吧？”
德光大伯给柯书记说得眼睛辉亮起来，他涨红了脸，紧紧地握着柯书记的手说：
“要得！我挑起这副担子朝前走！”
从那以后，德光大伯当真搞起水稻良种的试验来了。他召集大队里有经验的五六个老农，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向他们讨教；他托进城的社员，买回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水稻种子的书来看；他搜集了一包一包水稻种子，本地的和外地的，装进楠竹筒筒里；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从生产队里画出四分水田，给他作试验用。德光大伯一有空就蹲在这四分水田的窄田埂上，细细地观察着一垧一垧各不相同的水稻良种的生长发育情况。头一年，一九六五年，他在四分水田里试栽的十七种外地良种，恰逢秋霜早降，到了白露谷穗还没句头，秋后只割到几捆稻草，连种子也没收上来。
这一来，引得韩家寨人说闲话了。有人道：“老庄稼人，泥脚杆子，还能搞啥子科学试验？那不是鬼扯嘛！”
但也有人为德光大伯辩护：“哇啦哇啦说风凉话算个啥，生个娃儿肚子都要痛哩，哪能求百事顺风？”
“我早说过！”富裕中农韩德才嚷嚷得最凶，怪话也最多：“高寒山区坡高水寒，老天爷的脾气怪，那是生成的鼻子眼，改不了相。德光他非要干，这下好，心血、劳力白花了。来来来，你们看看，那坡上长的野草草，也比德光试验田里的谷草长呢！有那么多工夫，不会去闷倒脑壳睡大觉。”
袁明新大伯常抽空来看看德光大伯的试验田，一见割上田埂的几捆谷草，也有点泄气，劝他说：
“算了吧，老哥子，我们这地方是栽一碗，收一锅。你这一搞，栽下去只见茅草不见谷，怕叫人笑话哩！”
“不怕！”德光大伯说“一种就出好谷，还要这试验田干啥，来年再干！”
一九六六年，他重又筹集了不少种子，栽进试验田里。这一次，他提前泡了谷种，赶早撒了秧，移栽的时候，他把一窝一窝秧苗小心翼翼地插进濡湿的试验田。大队的工作忙，他整天不得空，一天三顿饭端着饭碗蹲在田埂边吃；每天夜晚，他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守在田埂边，一垧一垧地察看秧苗的长势，把每一点变化记在小本本上。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从来没要记工员给他多记一个工分
谷秧还没出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广播里传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专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亲属来到韩家寨，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那儿的情况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告诉山寨上的人们“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学校沸腾了，教育界热闹了，接着是文艺界、工矿企事业单位，然后波及到各行各业。红卫兵在造反，大字报上了街，人们在串联、在辩论、在批判揭发，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各种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竞相表演，争着崭露头角。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像雨后的蕈子似的冒出来。各派头头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跳梁小丑们在跺脚舞手地高喊。许多具有权威的人物被打倒了；许多神圣的东西被砸烂了；许多人们心目中美好的事物被泼上了污秽的墨汁。仿佛一切的一切都给颠倒了。终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也在韩家寨团转掀起了波涛，德光大伯看到人们身上的革命热情，看到轰轰烈烈的场面，是多么地高兴啊！但是，疑惑不解的事件也一起一起发生了。德光大伯听说，人们绑架了公社书记伍国祥。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他不了解，伍国祥他了解哪，难道他也犯了罪？德光大伯愤愤不平了，他要离开韩家寨，到公社去，和绑架伍书记的人辩论，问问他们，居心何在？有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拉住他，劝他说，快莫去呀，这事儿不奇怪，不但公社书记遭斗，县委书记也在挨批，甚至地委柯竟书记，也在城里被架在车子上游街呢！到省城去的人回来说，贴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街头、马路上随处可见
这是怎么回事啊？耿直、忠诚的德光大伯不理解了。
在这场运动中，从上到下都有一伙人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趁火打劫的勾当，有些人在故意地制造混乱，搅混水，把敌我关系翻转过来。街道上，传单里，出现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韩家寨大队以姚银章为首的一帮人，跳出来造反、夺权，把韩德光当作斗争的对象来揪斗。
全大队的坝墙、屋墙、田埂、山壁上，到处都刷满了白石灰写的大标语：“打倒韩家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德光！”“韩德光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韩德光是地、县、公社三级走资派的忠实爪牙！”
姚银章领着一伙人，冲进了韩德光家屋头，抄了他的家。他们烧毁了韩德光买的书和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本，边烧边说：“这是他积极充当走资派的爪牙，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证。”“韩德光育良种呀，是奉了地委大走资派的旨意，把贫下中农的水田、劳力瞎浪费。四分地上没有一颗收成，要他赔产！”
这帮人解散了老农顾问组，把韩德光费心搜集的二十多种水稻外地良种拿出来，边牵着他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边连同他家应分的口粮一起装进箩筐里，对众人说：
“看哪，大队长利用职权，假借育种为名，盗窃了集体多少口粮。他是啥共产党员，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贪污犯！”
韩德光被拖来拖去游斗，被强迫站在坝墙上勾腰垂脑壳，被挂上黑牌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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