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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牌牌，脖子上还吊着一面破锣，让他边敲边喊：“我是大贪污犯！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韩德光不干，唾沫、拳头、泥块、瓦片、棍棒如骤雨般击来，顷刻间把他打倒在地，脊梁背还踩上一只脚。几个月里，说不清被批斗了多少次。轮番的围攻，无耻的诽谤，恶毒的咒骂，残暴的毒打，不停顿地向老汉身上袭来。在威胁、恐吓、恶骂声中，在不了解实情的外队群众的吼声中，韩德光始终坚贞不屈地回答：
“我育良种，一不为讨好柯书记，二不为图私利，我是在为国家出力！”这声音，像金钟轰鸣，战鼓雷动。
这一来，可触怒姚银章了。他暗中要五队的一些族里弟兄和着韩家寨大队一些被德光大伯批评、教育过的人，对他进行更深一步的迫害。他们先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罗列罪状，要他一条一条地承认。韩德光不愿承认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他们对他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拿姚银章的话来说，就是“先给这老不死的来个小青龙爬背”“再给我用钢钎熬，看他认不认罪？”
小青龙是指麻搓的绳索。姚银章的爪牙们，顿时用麻绳把韩德光五花大绑起来，抽到梁上吊起来，随后又用打炮眼的钢钎，从他反绑在背后的手臂底下塞进去往外撬。这种非人的刑罚，加上棍打、鞭抽，五六十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啊？他的两手被撬脱了臼，脸上头上满是血迹，几次被这些暴徒整昏了过去。
韩德光没有低头认罪，还是被划成了专政对象。姚银章勒令他每天给队里放牛看马，还要割一挑草回来。牛是集体的，马是生产队副业组的，韩德光精心放牧着。看牛放马割茅草，一天的活也抵得一个强劳力。可姚银章命令，韩德光是专政对象，不准给记工分。老两口一年的花销，全靠唐梅莲在队里的劳动。一个老年妇女，一年到头争着做，也只能得一千多分，哪里能过得下日子去啊。姚银章派来监视他家的人，还要向他家要监视费，外加扣除监视人的工分和饭钱。唐梅莲一年参加集体劳动，不但分文得不到，而且还要向集体补钱。老伴实在无奈，想去找出了嫁的三个女儿和儿子要点钱，姚银章不许她出寨子。她想写信给儿女，信也给扣下了。左邻右舍，寨邻乡亲，都被姚银章警告说：必须与这个专政对象划清界限。怎么办呢？只有变卖屋头的家什和衣物来过日子。
姚银章当权之后，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他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每次群众大会都喊批判“工分挂帅”在整个韩家寨大队推行按人口评工分的“革命路线”只要出工的，每天一律评十分，不管其活路质量高低好坏。群众说，这么一来“出工像条长龙，收工像一窝蜜蜂”到了田土头干活拉开大帮，不是光图数量，便是站着闲摆。坐下一歇气，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韩家寨本来粮食产量就低，这一来，就变得更低了。姚银章说，这没关系，只要路线正确，产量迟早能上去，关键在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吃到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群众都叫锅儿要吊起了。姚银章又成了英雄好汉，他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扠着腰拉直了嗓门高喊：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让饿死一口人。这不是解放前了，解放前遇到灾年，穷人都要饿死，现在饿不死！我不是韩德光，打肿了脸充胖子，上面拨下救济粮、回销粮还要死扣着少要。我找公社多要些，让家家户户度过这难关。”
他把实情一报，果然拨下了几万斤救济粮和回销粮，姚银章按亲疏远近的标准，照三级发放了这批救济粮。他的爪牙和帮凶，通统得到了最高数量的救济。一般听他话的社员，愿意跟他走的人，通统得中等数量的救济。凡是和他关系不大，或他认为不敢跳的社员，都得到了少量的救济。至于坚决反对他的人，他一颗粮也不给。不但不给一颗救济粮，连一斤回销粮也不派。他头上戴顶革委会主任的帽子，又挂着纳新党员的招牌，干了这一着，既迷惑了人，又笼络了人，还打击了人，在韩家寨大队，果然树起了“威望”
在缺粮的年成，粮食就是命啊！好些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奸诈，会玩弄权术，也迫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了。哪一户社员，不是有老有小，要过日子啊！
韩德光这个“专政对象”当然是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没有粮吃，老伴上坡去挖些蕨巴、野菜和着，勉强度日。一两年没扯布，老两口穿着补钉上叠补钉的衣服。当实在过不下去时，袁明新大伯有时扛一包米来，袁昌秀或是捧一小罐油来。常常一夜过后，后门口，屋檐下，会放着一碗碗白米、一小袋一小袋包谷。深更半夜，裂开的泥墙缝里，索索发响，会塞进一张几元的钱来。尽管姚银章把这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过，可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断地发生。
是这些，鼓舞着韩德光坚强地活下去。他虽然被压，可他晓得，好些社员的心，是和他贴在一起的。但命运不饶人啊，艰苦的生活，精神上的重压，无偿的劳动，主要是毒打留下的残疾，终于把德光大伯逼得病倒了。
他不能上坡了，不能出门了，他躺倒在床上，再也看不到寨邻乡亲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了。韩德光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在开始育种的时候，德光大伯精神上有准备，准备在科学实验的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
太阳照进老汉的茅屋，德光大伯硬撑着病体坐起身来，望着一无所有的屋里那张毛主席的像，老泪纵横地说：“毛主席呀，我韩德光要活下去，完成党交的育种任务”
夜深人静，他硬要老伴扶着在院坝里轻轻走一走。月光下，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人，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蹒跚徘徊。老伴担忧地说：“快进屋吧，要不，你一去，冤案就再也洗不清了”“不，我死不了，我还没育出良种来呢！我要活下去！”
韩德光想的多么远啊，他想到任劳任怨、一年四季在全公社奔波、把田埂当办公桌的伍国祥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他想到风趣而毫无官架子的柯竟书记，也被送进了省的“五七”干校；他想到高寒山区需要良种，想到姚银章和与他上下勾搭的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决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啊！
德光大伯病了，五保户韩四爷爷不怕姚银章，拄着拐杖来看他了；三个女儿，不怕威胁，随着弟弟，也来探望父母了；公社里回来的一个复员军人，在公社医院当院长，当年是德光大伯一手培养起来、亲自送出去参军的，带着医院里的几个医生，也赶来给德光大伯看病了
德光大伯在他们的关怀和照料下，病渐渐好了。当他重新拄着拐杖，站立在院墙边时，满寨的社员们都用欣喜而又担忧的目光瞅着他。欣喜的是，德光大伯终于站出来了；担忧的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了呀！
长期的折磨，使得壮实的老汉完全变了样子。他的脸色蜡黄，浑身浮肿，风一吹身子跟着摇晃。头发老长，大半花白了，又加上一身的补丁衣裤，看去活像个可怜的老叫花子。
唯有他的那双眼睛，反映着他内心中燃烧的火焰。光看他这一双眼睛，你准会说，这是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年轻人。
形势在发展，斗争在深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在斗争发展中提高了认识。人们在议论，地主分子在队里干活，照样有工分，为啥德光大伯干活没工分，是要逼出人命来吗？还有没有“给出路”的政策？德光大伯算哪一号的阶级敌人？
姚银章迫于众怒，勉强答应给韩德光记工分，撤除了对他家的监视和勒索。但是，他仍不许韩德光下水田干活，继续叫他一个人放牛、看马、割草，干没有人和他接触的农活，说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
看上去，德光大伯确是孤独啊，他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爬坡登山，撵着水牛黄牛，牵着马溜达。可他的心，还在水稻良种上面，他咬着牙说，是公社社员，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不害臊嘛！眼看着姚银章在大队里搞做活拖大帮，结帮营私，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共产党员，能视而不见吗？不，不能让他把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折腾得倒退到解放前的产量上去啊！
可怎么样搞育种呢？谁来帮助自己呢？
这时候，大队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德光大伯心里一阵喜悦：这些年轻人都读过书，有知识，要能来育种，可好啦，我也不愁了。
姚银章给了他这种想法当头一棒，他在向知识青年们介绍全大队有几户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头一个说的就是韩德光。说这老家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全大队最坏的反动分子。这批年轻、幼稚的小青年，谁还敢接近他呀。几个不晓事的小伙和姑娘，还常常在背后指点着他悄悄地说：这是个坏家伙！
德光大伯耳朵不聋，听得很清楚，回到屋头，他又一头栽倒了。他并不恨这些远方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实情呀！可恨的是姚银章，他把自己作为“阶级敌人”向知识青年们介绍，手段多么毒辣，心理多么卑鄙啊！自己在知识青年们心目中是这样的一幅画像，有哪一个人，还会来接近他呢？有哪一个人，还会帮助他这身似朽木的老汉育良种呢？
德光大伯伤心地哭出了声。
老伴唐梅莲问他：“你哭啥呀？又想育你那良种啦？算了吧，专政，批斗，打骂，赔产，你还少受了罪吗！咬咬牙，保住你这条老命吧！等你的事情闹清了，再搞育种也不迟啊！”悲愤难抑的德光大伯，伸出一双枯瘦的手说：“我不能看着庄稼人尽吃别人种出来的粮，不能看着姚银章把社会主义的韩家寨变成他的小天地，我还没被开除出党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等，要干！”
“哎呀呀，你少说几句吧！”了解德光大伯的唐梅莲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摆着手说：“你干得过姚银章那坏小子吗，他在公社、县里都有一帮人，腰杆上箍着铁圈圈，硬着呢！你过去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那个啥子龟儿干部薛斌，现在是县革委会主任。他们上下串通，比豺狗大猫还凶哩！”
“呸！”德光大伯上了火，脸涨得通红，跺着脚说：“我偏不信他这帮人把天也能遮住！我偏不信个个年轻人都跟着他跑！总有人，眼睛看得出个水清水混，辨得明是非黑白”
说过这句话没几天，德光大伯就遇到了知心人，开始了他新的育种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