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是拂袖便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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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老走了。

    这个消息并不令我惊讶。生前满载荣誉，身后是意料中的哀荣，对于一位百岁老人而言，应该是了无遗憾了。但我仍郁积了一种无言的悲伤和沉痛，而这，已和死亡无关。

    年轻的巴金曾奉上激流三部曲、寒夜等现代文学经典，尽管这些作品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然而其中蕴含的那份炽烈跳跃的赤子情怀，深深浸染了许多读者。那时的巴金，真切而热情。没想到，之后竟是一长段尴尬的空白怎样解释？如何面对？晚年的巴金，原本不妨躺在恢复了的名誉上安享清福，却终究呕心沥血，捧出涤荡污浊灵魂的随想录。巴老无情剖析的，正是那段个人的尴尬、民族的痛史。道是无情却有情。我猜测，巴老之所以能忍受病痛折磨而笔耕不辍，分明是由于那刻骨铭心的大悲痛，远比病魔来得惨烈。

    近来阅读韦君宜先生的思痛录，韦先生提到，有一次上小学的女儿要她讲讲“忆苦思甜”韦先生说：“妈妈家里从前不苦。”女儿疑惑了，韦先生解释：“我参加革命是因为民族苦。”“民族苦”是时刻缠绕在那一代知识分子心头的大悲痛。为此，早年的他们可以背叛家庭、不惜生命；为此，中年的他们满腔豪情积极跟上形势；也为此，晚年的他们有勇气深刻反思走过的人生旅程。于是，巴老写下了随想录，韦君宜写下了思痛录。

    这是些流淌着鲜血的文字啊！他们冷峻地告诉后代真实的历史场景，也严厉剖析、反省自己。这同所谓的“思想改造”有本质区别。“思想改造”是抹杀独立思考能力，人只能匍匐在某种意志脚下，忠顺盲目地环绕它“公转”；而巴金和韦君宜的血书，是唤回知识分子良知和判断力后的清醒独白。他们从自省切入，诚挚忏悔往昔的错误，更肃清自己思想中的专制毒素，为民族的大悲痛承担应付的责任。从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他们的真诚和理想、歧途和迷惘、挣扎和奋斗、希望和执著，也读出了这段否定之否定的道路走得太苦太苦，而且至今没有走完。

    巴老留给了我们一座道德高峰，我却不想多做道德文章。像许纪霖先生说的，做思维精英比做道德精英更重要。我们这代人或许不复经历巴老那样的“苦境”但无疑，我们也会有属于我们的“苦境”而前辈的反省正值得我们警示，前辈的反思正值得我们探索。还记得病床上的巴老，艰难地攥紧拳头，是为了呐喊：“要说真话！”面对大时代的大悲痛，巴老真的了无遗憾吗？前辈英灵在上，固步自封是可耻的。

    是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