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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大众之间，天然有距离。
作为语言之美的鉴赏家和创造者，与作为审美主体的欣赏者和被动接受者，由于语言交流功能的先天性缺陷（语言的能指到所指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无数种可能），天然地保持着必要的距离。所谓必要，是因为客观上如果没有距离，将直接取消语言的交流功能，从而导致语言消亡。诗歌，作为人类表达能力的一种高级语言手段，它首先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它凝结和呈现了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或者说一种精神建构；其次，由于语言本身是一种公共财产，当语言被个体占有并企图为个体发言时，个体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个体想要表达的东西，还有语言的不自觉的反抗——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断消解个体所表达的东西所能传达的完整程度。所以，准确地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诗人通过诗歌传达的所谓诗意，在一开始就是不完整的，就象维纳斯；而到达接受者那里的时候，由于接受者各种各样的接受容器上的文化差异，所谓诗意几乎注定是残缺的。这种残缺，需要接受者的想象力来弥补，但显然想象力对每一个具体的接受者来说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悲观地说，诗歌是永远无法被彻底理解的。
但是，无法被彻底理解，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理解，也不能代表我们的诗人可以不顾接受者渴望理解的需要而拒绝让人理解。因为，取消大多数读者的理解权，同时也意味着取消诗人的表达权。所以，对于一个优秀的诗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和要求诗人不仅仅要表达好，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帮助读者多层次地理解好。
现代诗歌，从它的胚胎期“新诗”伊始，就存在着一种与大众的理解无法调和的截然不同的所指。那就是，它表面上是一种新的诗歌体裁，而另一方面却是一种反抗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武器。胡适先生的尝试集，怎么看也只属于现代诗歌的冷兵器时代陈列的刀剑斧钺，相信当代大众也不会把这集子里的诗歌当作一朵朵艺术之花来欣赏。如果我们把网络时代放到胡适先生那个时候，让尝试集放到网上，显然，这对于当时的诗坛绝对是一种“恶搞”——北大教授居然写这样的东西，还自称是诗歌。如果真有这样的时空错位，我们能不能也把胡适先生说成是“芙蓉先生”呢？
这是现代诗歌与当代大众在根源上的一种距离。但这种距离有缩短的时候，那就是令大众经常唠叨的徐志摩先生，还有稍差人意的戴望舒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部分。这种短暂的蜜月期，经过长期的政治动乱和强制性分居，对于当代大众来说，它只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痛惜之情，所以，属于现代诗歌启蒙之类的读物“汪席”之诗便曾广为流行，而“朦胧诗”所遭遇到的迎头痛击，更是激烈如对洪水猛兽。好在“朦胧诗”还有一股如政治动员令般的正确贯彻其中，所以还是逐渐被上面认可继而也就被大众所默认。虽然“朦胧诗”把现代诗歌和大众之间的距离又拓开了一圈，但是，政治正确与官方正名，迫使大众不得不鼓掌不得不去迎合，这也是大众随大流的一种劣根性的表现。这里，显然大众并没有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美学防线。
对于经过“朦胧诗”熏陶的当代大众，深奥又看不懂的语言分行排列，是他们美学理解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可以敬而远之，他们也可以盲目崇拜，但他们绝对不反对你自认为你是诗人你写的是现代诗歌。他们可以承认诗人都是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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