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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从小娇生惯养，不敢打骂，以至于造就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父亲高中毕业就参了军，复员后分配到平海市二中的初中部教体育。
父母亲本就是高中同学，母亲师大毕业后分配到二中的高中部，就这样两人又相遇了，说实话，父亲皮子好，人高马大，白白净净。
在部队里那几年确实成熟了不少，加上家境又好，颇得女性青睐。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爱，姥姥又是个闲不住、生怕女儿烂到锅里的主，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
母亲条件好，眼光又高，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父亲一见着母亲，立马展开了攻势。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人，母亲当然不以为意。父亲就转变火力点，请爷爷奶奶找媒婆上门提亲。
姥姥一瞅，这小伙不错，还是老同学，家里条件又好，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么样的？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说这事强求不得，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人品。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
就差没指着鼻子说，这就是钦点女婿。父亲臭毛病不少，但人其实不坏，甚至还有点老实，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也就得过且过了。
八四年我出生，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九四年民办教师改革，父亲被赶到了小学。混了几天日子，他索性拍屁股走人，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建了个养猪场。
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因为交通方便，村里环境又好，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当然。
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母亲上课忙，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后来在城里上小学，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号子肯定得蹲，至于蹲几年要看“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了“谁让命不好，赶上严打”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九七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我父亲就是受害者。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加上吃喝“嫖”赌（嫖没嫖我不知道），所剩无几。
家里的存款，爷爷奶奶的积蓄，卖房款（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卖猪款，卖粮款，造纸厂的废铜烂铁，能凑的都凑了，还有十二万缺口。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姥爷还是拿了三万，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五万，还缺四万。
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母亲当时一千出头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家里不时会有“债主”上门，一坐就是一天。
奶奶整日以泪洗面，说都是她的错，惯坏了这孩子。爷爷闷声不响，只是抽着他的老烟袋。爷爷也是个能人，平常结交甚广，家里遭到变故才发现没什么人能借钱给他。
母亲整天四处奔波，还得上课，回家后板着一张脸，说严和平这都是自己的罪自己受。一家人里最平静的反倒是我。最初哭过几次鼻子，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最难堪的不过是走在村里会被人指指点点。
当时学校里来了个新老师，教地理兼带体育，在他的怂恿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每天早上五点半都得赶到学校训练。
母亲四点多就会起床，给我做好饭后，再去睡个回笼觉，她已经许久没练过身形了，毯子功不说，压腿下腰什么的以前可是寒暑不辍。有天匆匆吃完饭，蹬着自行车快到村口时，我才发现忘了带护膝。
为了安全，教练要求负重深蹲时必须戴护膝。时间还来得及，我就又往家里赶。远远看见厨房还亮着灯。
但到大门口时我才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就敲门，喊了几声妈。好一会儿母亲才开了门，问我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忘了带护膝，又说厨房怎么还亮着灯，我走时关了呀，这时，从厨房出来了一个人，高高瘦瘦的，小眼大嘴，是我姨夫。我也没多想，打了声招呼，拿上护膝就走了。
姨夫是邻村村支书，手里多少有点人脉，这时来我家，肯定是商量父亲的事。父亲出事后来家里串门的亲友就少多了，以前可是高朋满堂啊。姨夫可谓我家常客，而且听说他也经常到养猪场耍耍，说实话，母亲对这个人评价不高，经常骂父亲少跟这个陆永平混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