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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第一次上妻子武阳公主（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家厕所，还因为太豪华讲究，而闹了大笑话，被南朝刘义庆收录于《世说新语》“纰漏”卷中。当时厕所内放着干枣，这是用来塞鼻子的，王敦以为是供如厕食用的，结果将枣子全吃了。出厕所后，婢女端来洗手的肥皂水，结果他当茶水一饮而尽。
石崇、武阳公主家的厕所属于私厕，豪华公厕在古代也有。明末清初佚名小说《掘新坑悭鬼成财主》中，主人穆太公盖的厕所，便可以说是一种乡村豪厕。
穆太公是浙\江湖\州乌\程\县的农民，在家里建了三间厕所，里里外外粉刷装璜一新，比乡人的卧室还干净、舒适。又请人题诗作画，张贴于厕壁上，“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凡来上厕所的，还可免费得到手纸。
穆太公建的公厕很高级，服务又好，久而久之，打出了“新坑穆家”厕所品牌，不少女士也想上这样的厕所，询问有无女厕。为满足需求，穆太公又盖了一间女厕所。穆太公建这么好的厕所，原来仅为收集粪便，他看准了“厕所经济”，靠卖大粪发了大财。
虽然“新坑穆家”是小说描写，但并没有脱离现实。在明代，穆太公家的厕所其实并不算什么，还有更高级的高档厕所。明人顾元庆《云林遗事》便介绍过这种厕所：“其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
汉代厕所已经分男女
——明军营约50人“开厕坑一个”
古代厕所，在很多时候男女共用，只讲“先来后到”，这种情况在现代也存在。但男女毕竟有别，特别是公厕，如果男女共用，显然是很不方便的，更谈不上隐私保护。随时人类文明的进步，自然而然，厕所便有了男女之分。
厕所具体何时候分出男女的，史料上并没有明文记载。从现代考古出土物来推断，至迟在汉代，厕所已分男女。
在陕\西汉\中\市\汉\台\区，从一墓中曾出土了一件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明器“绿釉陶厕”，这座陶厕有房顶，从山墙一侧开有两个门。厕所蝒有墙分隔，门外亦有一道短墙，将左右隔开，区分出男厕与女厕。
除男厕女厕连体设计外，考古中还发现一种隔开式设计，即男厕与女厕之间隔开。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汉代陶厕便是这种设计，厕所与猪圈建在一块，猪圈两边各建一个厕所，分析便是男厕与女厕。这样设计的好处，一是可减少误入，二是可避免男女同时如厕会面时的尴尬，比绿釉陶厕两门紧靠一起的并列设计要合理。
但男女厕位比例上，古代女厕位不会多于男厕位，不言而喻，这是古代女性外出活动少，社会活跃程度低的反映。现在北\京\市\计\划男女厕位按1:2来设计，便折射出相反的时代风貌，女性的社会角色已“翻身”了。
对厕所数量，古人依人口比例来考虑，明戚继光《练兵实纪》一书里，便透出这种规划理念。其卷七中，是这样规定军厕数量的：“每马军一旗（每旗辖三到五个队，每队11人），每车兵二车(每车24人），各开厕坑一个，于本地方。”即在戚家军营内，生50人左右建一厕所。
汉代出现“厕所管理员”
——清代出现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一钱”
既然有公厕，就需要管理者，即俗话说的“看厕所”，特别是在城市，厕所卫生事关整个城市环境。
《周礼》中出现的“宫人”，其实就是厕所管理员。传说中最早一位有名有姓“看厕所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太平广记·神仙》（卷八）“刘安”条转引《神仙传》称，刘安死后升天途中，遇到天仙时犯了“大不敬”，结果被告到天帝那里。本来应该赶出仙境的，后经八公说情，“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给天庭看了三年厕所后，刘安才成了长生不老的仙人。
显然，这是一个神话传说，刘安死后是不可能看厕所的，但却反映了古代厕所有专人管理的事实。
在清代，公厕管理有了新的变化，出现收费厕所。这与现在北\京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比例一样，在当年也算是一桩新鲜事。
《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交多少钱呢？“入者必酬一钱”。交钱才可入内，并可拿到两片手纸。“一钱”，即一文钱，在当年的苏北，25文可以买到一斤鲜鱼，可见那时北京厕所收费还是贵的。
因为有利可图，社会上出现了私人开公厕的现象。为了揽“生意”，增加营业收入，厕主往往还会做广告，在厕外张贴大幅吸引人的布画，竖一大广告牌，上书“洁净毛房”这类字样。厕所里面还会摆上小说等书籍，供如厕者阅读，争取“回头客”。
厕所收费，是通过经济手段管理公厕的一种方式。但厕所收费也有负作用，不少人干脆不上厕所了，“人都当道中便溺”，以致过去的北\京\城卫\生很糟糕，连打进来的八国联军都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