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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两次闯荡好莱坞，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那里带给我最大挫折感的，不是影院里稀稀拉拉的观众，而是美国的媒体。
拍完《杀手壕》，公司希望我趁势在美国展开一轮宣传，他们帮我安排了很多访问。同事在这之前提醒我，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对美国记者。当时我觉得他在小题大做，我年轻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什么场面没见过？区区一些媒体记者，又能把我怎样呢？
事实证明我错了。
“你的名字怎么念？” “你是李小龙的弟子吗？” “你能徒手打碎砖头吗？”“你能表演一下空手道吗？” “请你秀一下功夫！”……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时袭来，我有点招架不住，心里也非常地烦。我已经是红遍亚洲的明星，所有人都对我尊重有加，你们凭什么像耍猴一样耍我？当时有一档电视节目，我专程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去录制，出于对主持人问题的反感，加上自己英文差，我全程没说几句话，最后人家把我的专题直接砍掉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房间大哭一场。所有这些都超出我的预料。我是犯了什么病，放着好好的亚洲市场不顾，跑来这个没人喜欢我的地方？
回到亚洲，又拍回成龙式的动作片，自己觉得很爽，但我的同事们从来没放弃把我推向世界市场，而好莱坞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一块宝地。80年代的两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995年，我再度重整旗鼓来到美国。
这一次，我要自己选择电影项目，不再任人摆布。我知道哪一种电影才是适合我的。
刚到好莱坞，对我的邀约就一直不断，全部都是当红的导演或演员。迈克尔·道格拉斯希望我在《黑雨》中饰演日本杀手，史泰龙希望我与桑德拉·布洛克合作，扮演一个超级罪犯，之后又希望我在新片中饰演毒品贩子，这些电影都被我推掉了，我觉得角色不适合。与此同时，我自己做了一个剧本，那就是和唐季礼合作的《红番区》。
这部电影虽然是香港制作，但从一开始就立足国际市场。影片主要场景设置在纽约（后来是在加拿大完成拍摄），很多演员都是老外，很多对白都是英文。嘉禾的两位老板邹文怀跟何冠昌认为，这部电影有可能帮我敲开西方市场的大门。
1995年，《红番区》在美国上映，首周末即拿下980万美元的成绩，成为首部登上美国电影票房榜首位的香港电影，而且还是配音电影。美国的发行公司New Line Cinema 为这部电影投入了强大的宣传力量，我再一次面对美国媒体时，这次的情况与之前有了巨大变化。我成为当地杂志的封面人物，出现在很多电视访谈节目中，大家都在用热情和欢迎的目光迎接我。
也是这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了真正的“成龙电影”的首映式。走在红毯中间，摄影机照相机不断地闪光，人们大声尖叫着我的名字，这一刻，我知道自己成功了。在那之后，我的三部香港电影《霹雳火》《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一个好人》也陆续在美国发行。拍摄《一个好人》期间，我受邀在好莱坞的中国剧院外面留下了掌印、脚印和签名。
1998年，我与克里斯·塔克合作的《尖峰时刻》在美国上映，电影获得空前成功。影片的续集《尖峰时刻2》和《尖峰时刻3》分别于2001年和2007年上映。尽管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我也借助后两部片子的机会，把两个国内的年轻演员章子怡和张静初介绍给了西方观众。2002年，我的电影《燕尾服》刚刚上映，首周末就以1500万美元的成绩登上北美票房榜亚军。同年10月4日，我受邀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次的美国之旅，终于没让自己失望。
在那之后，几乎我的每部电影都会在全世界的主流市场上映，《上海正午》《环游世界80天》《功夫之王》《邻家特工》《功夫梦》《尖峰时刻》系列则都是美国制作。现在想起这些年的经历，跃进脑海的不是那些台前的尖叫或掌声，而是幕后那些大家并不了解的时刻。
我带着成家班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开始也被别人瞧不起。第一，英文不够好；第二，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刚到那里，只是给人留下不守规矩的印象。这是因为东西方工作风格的差异。举例来说，西方的片场讲究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非常明确而细致的分工。抓电线的就负责抓电线，装镜头的就负责装镜头，打灯的就负责打灯，你不能去碰人家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则是大家都是全才，现场需要做什么活，都是随手就干，为的是效率。
我希望什么都很快，但人家不是这样的，就连说话的语气都不同。在国内片场，大家是“来了来了来了！”在美国片场，人家就是慢悠悠地拿，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种差距，我们在老外眼里是不专业，老外在我们眼里则是没效率。后来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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