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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说自己有一台哈苏相机，很得意的样子。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和邓丽君一起在洛杉矶的海滩边，看着夕阳慢慢往海平面跌落。她说，这实在太美了，我们应该把它拍下来。那时我刚好买了一台哈苏相机，赶紧把它拿出来，手忙脚乱地上胶卷，那个机器很复杂，等我把胶卷弄好，太阳已经落下去不见了。我们两个人在海边笑了很久。
有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有这样一种可能，或那样一种可能，我们俩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不过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给你那么多种可能。你的人生早已被你的性格决定。
那是刚到美国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闷。白天学英文，晚上就关在酒店看电视。偶尔会去外面学习滑旱冰，为了新片《杀手壕》进行练习。有一次休息，我跟一帮从香港来的朋友去迪士尼，大家一路走一路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我听到周围有人在讲汉语，也是一群人嘻嘻哈哈的，抬头一看，迎面走来的竟然是邓丽君，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有男有女。我们一对看，真是特别意外。我说，怎么你也在这里？她也愣了，当时我们还不熟，身边又都有朋友，简单打了招呼，就先说拜拜了，各走各的，也没留电话。
过了两天，我在Westwood看戏，又碰到她。当时我进戏院，她出戏院，两人又碰到，觉得很惊喜。我要看的电影还没开场，两个人就站在那边聊天。那天她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进去看电影为的是要学英文，估计她也是这样。聊起来之后，就知道她住的跟我特别近，大概就在三个block之外而已。那天就彼此留了电话。
这真的是缘分，我们俩在国内没见过面，居然会在美国连续碰到。后来就约她吃饭、聊天。当时她妈妈跟她一起在美国，有时候她妈妈还会煮汤给我喝。她知道我在练习滑旱冰，说自己刚好也在学，我说那正好我教你啊。
有天我干脆踩了个滑轮鞋就去找她了。她那时候滑得还不熟练，我要一直扶着她。你想想，那时候成龙和邓丽君，在洛杉矶的路边滑旱冰，完全没人认识我们，多好，多开心。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时最开心的日子。我们俩经常一起学英文，去海边散步，拍照，一起去吃螃蟹，去中国城吃中餐，我开车去接她，两个人还在半路迷路……
那段日子想起来很好玩，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谈恋爱。当时公司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在身边，我在那里也没有认识的中国人，她是唯一一个跟我讲中文的人。每天看到她，是当时唯一开心的事情。她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
可惜不久以后，我的电影要在圣安东尼奥开机。临别时，她也要回台湾了，我跟她说，拍完戏我就去台湾找你。
《杀手壕》卖得很差，我很沮丧地回到香港，一心想着重整旗鼓再拍一部电影挽回面子，并且很快就组建了新电影的班底，先是去韩国聊剧本就聊了3个月，那个时代都是香港韩国合作的，在韩国拍摄会有投资补助。当时我们筹备的那部片，组成了韩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香港外景团队，比如灯光师就有12个，连木工都有16个，前后大概去了四五个月。可惜正式开工没两天，就鸣金收兵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冬天拍夏天的戏，零下15度，太冷了，大家都扛不住。到第3天的时候，我说，收工了，要是这样拍下去我会拍个烂戏出来。回到酒店，大家都缩在我的房间一起烤暖气。那时候已经花了大概200万港币，以当时的环境来讲，这是很多钱了。
当时我打给何冠昌商量这件事，他先是关心我和大家有没有冻坏，然后放下一句话，不拍就不拍。就是这么一句话，真的是能“买”到人心。我和大队一起回到香港，把剧本改掉。这时候我就想，去哪里拍呢？
台湾。
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以电影为主的，说只有台湾有戏里需要的布景，我们很适合去那里拍。现在想来，其实也是有私心想去找邓丽君。
到了台湾，除了看外景，就会跟她一起约着吃饭，两个人都安安静静的。那时候我还曾经去看过她的表演。我是坐在特别的包厢里面，在楼上的地方，她唱歌的时候，除了会看台底下的观众，也会往上看，我知道她在看我。我就坐在那边，看着台下的观众为她用力地鼓掌呐喊，心里想，她是我的女朋友。当时外界并不知道我们在一起，看这场演出我也是没有等到结束就离开，在当时的台湾，如果被人拍到我们在一起，会是爆炸性的新闻。
后来我曾经想过，我们分开也许是最正确的决定，因为从一开始两人性格就很不同，又无法为了对方妥协。换句话说，她太好了。
她总是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我却是个大老粗；她总是气质优雅，而我刚从武行变成明星，终于可以享受大把花钱的奢侈生活，恨不得买一堆金链子挂在身上；她喜欢一个人出门，享受私人空间，但我总是爱热闹，喜欢那种有一群人跟随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老大，走到哪都有人毕恭毕敬地帮我拿衣服、拉椅子。
记得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一起吃饭。我说，我不是每天都跟你一起吃饭吗？她说，单独吃饭。我说好吧。她就带我到了一个法国餐厅，进了一个包厢。那时候的我，餐牌也不会看，红酒也不会点，服务生把什么都拿给我，我不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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