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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既然如此，为活更多“羽毛鳞介”，哪能任由湖农种植菱角，这不是在跟“羽毛鳞介”争夺生存空间吗？苏轼为什么这时就没有“亦何心哉”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二是“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既然如此，为何将不能种植的水域只设定为百分之一？又：“咸苦”与“六井渐坏”有关，与“乞开西湖”无关。理由是：杭州的“六井”，历史悠久，并非有些文章所说为苏轼所建。杭州自隋建州以来城市日益发展，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唐德宗朝李泌任杭州刺史后，组织民工自涌金门至钱塘门分置水闸，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引西湖水至城内各地，并置六个出水口，即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相国井，俗称六井。至宋，苏轼将引水之竹管改用瓦筒，并直接接于流向西湖的溪涧。故，北宋之六井，与西湖不甚相关，此理由作为“乞开”的第二大理由，牵强附会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三是“可无凶岁”。这个理由是理由，但又不是理由。兴水利，为灌溉，理所当然。但，若兴水利，要伤农，就远离“水利”的本意了。至于，毁了湖田，以保灌溉，究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这里，还真没法计算。其实，理论上，只要灌溉得当，工作从水源做起，有无西湖一个样。甚至，如果考虑进水的自然蒸发量，没有西湖比有西湖更能保水。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四是为了防止“吏卒搔扰”。这个理由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吏卒”素质差，你不能去跟他讲三dà纪律八项注意？你可是两浙路的军政一把手，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既然知道“吏卒”惯会“搔扰”，理当头痛医头，哪能头痛医脚？不去解决吏卒的问题，反拿西湖疏浚在这里说事，这苏大人的脑袋里，还有点逻辑性吗？这个主，说白了，就是欺软怕硬。他喜欢惹事；他又怕事。所以，他看着软的，就惹了；看着硬的，就闪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这话说得更白痴。西湖之水并非自涌而生，系周边溪涧汇成。若无西湖，直取溪水，减少二次污染，更能保证酒的质量。至于“远取山泉”，若无西湖，酒厂若又远离溪涧的话，不能搬厂？不能打井？不能挖沟渠？不能来个第七井？第八井？
有专家说，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āo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宋时的士大夫，诗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开始急剧衰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是还没陷于急剧衰败的洪流，他，贵为权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没有狎妓养鸡之事了。而苏轼，妻妾成群，到一地，进一批幼女少女；换地了，就把开封吃了头汁妾侍变买；到新地，再进货。如果说，在宋，这已成风气，连寇准这样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瘾。但苏轼此人，本质有问题，心眼小，爱中伤，性刻薄，爱享受。他自已是那种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关心百姓的人，就更讨厌实干派。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连王死后都不放过。章谆对他有恩，人家失势后也是百般嘲笑。谈文采，北宋无人能及苏学士。但是谈人品，同时代文人里面他是最差的几个人之一。比如，苏轼混在凤翔时，其时凤翔府属秦凤路，虽然与西夏还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苏轼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而不足以长治久安，不过这个事情又确实太大，“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苏轼他讲了什么呢？
苏轼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很富有，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的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操事，才能抵抗一段时间。
但如何才能“优裕其民”，一向偷吃懒做的苏轼虽没有什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仍然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就是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建议，也就是苏轼这种书生讲讲罢了，国家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横向看看亚非澳欧美，纵向看看唐宋元明清，即使是21世纪，有哪个国家没有专卖制度？
苏轼的这个建议，正是苏轼的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好听，好看，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但却一点也不实用，骨子里还有点反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真很是“于国于民两无用”。
其实苏轼自已也明白，“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苏轼又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更会感激涕零，这样才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的效果，会让全国人民高举拥护朝廷的旗帜向前高歌猛进!
对于苏轼惯会拉大旗的作派，王安石就说过，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心地不纯投机取巧，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苏轼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苏轼的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轼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诗文如此，行政也如此。苏轼疏浚西湖，“造”苏堤，“建”三潭印月，其过程中，投机取巧甚多，耍小聪明的地方甚多，脚踏实地行之有效的作为甚少，混水摸鱼财务问题更是大有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