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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蹲一会儿再弯。我第一天干时，累得腿脚也肿了，脸也肿了，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一样，晚上睡觉，两条腿脚都并不拢了。”说到这里，她表情痛苦。
另一个“拾花工”也说：“干活时，手、眼、嘴、脚都要用到。用脚趟开拾过的棉树，眼晴寻找成熟的棉桃，然后用手去摘，要是棉桃上有树叶等杂物，要先叼在嘴巴上。要是有蚊虫叮咬，只好让它吃饱了。”
我对面座位上看上去是城里人的老奶奶一直在听她们谈话，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那你们用什么化解你们劳动中极端的枯躁辛苦？”
“拾花工”们淡漠地扫了她一眼，没有人接话。
又一个“拾花工”快言快语道：“就是，不知你受不受得了那个罪？你想想，别说弯腰不停地拾棉花，就是让你捂得严严实实地在烈日下站一天，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点，你能受得了吗？”
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朗声说：“你能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只要能挣钱，怕什么！可惜一年只能去挣两个月钱，两个月挣一千块，除去来回的车费，剩下总能凑够了孩子上初中的学费吧？”
其余“拾花工”纷纷点头：“那倒也是，总比在家强，在家只能靠那几分口粮田，现在虽说不收提留款了，粮食少了，连猪呀，鸡鸭鹅的都没粮食喂了。”
可能是因为受了冷遇，刚才问话的城里老太太有些愠怒，用极不友好地语气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到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里打工呢？现在很多人都到那里打工呢，可以一年四季打到头。”
一个三十多岁的“拾花工”沮丧地说：“打工都要年轻的、识字断字的，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大了，又不识字，到那边找不到工作。我前年去过深圳，那年我都３０岁了，又不识字，好说歹说也没进得了厂，只好又回来了。”
我不由自主地和丽娟对视一眼，暗自庆幸：“还好我还年轻，也还识字。否则，说不定也要去新疆拾棉花呢。”但进工厂打工，会不会就比到新疆拾棉花轻松呢？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很久，直至想到昏昏欲睡，连那些“拾棉工”什么时候下车的我都不知道。
睡了吃，吃了睡，火车上又挤又脏，连上一个厕所都象打仗一样，不停地越过一个个人，洗脸涮牙更不可能。就这样，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我和丽娟的双腿都浮肿、麻木了，乍一站起来，差点儿摔倒。扶着墙站了很久，才勉强可以行走。
我们来之前，丽娟打了陈刚的科机，但陈刚加班，没时间接我们，只是给我们指了行走路线。他让我们直接从广州坐车到ＨＭ镇下车，然后坐大巴就可以直达他打工的“金秋”厂所在地了。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到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站坐车，虽然在省汽车站坐车要５０块钱，但很安全。可我和丽娟一走出广州火车站我们就傻眼了，到处都是车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省汽车站啊。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前边的马路上有许多到的大巴。其中有两辆大马上还印着“武警体育学院”等等这些让人放心的字样。我们赶忙跑过去，一问价钱，只要２５块就行了，比陈刚说的价钱整整便宜了一半。我们觉得好划算，但想起陈刚的再三吩咐，还是有些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