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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吃惊：“突发事件？什么事件？”
她笑而不语。
我忽然明白，从她嘴里，是很难掏出什么实质性话的了，看来只有在以后的工作中，自己慢慢体会了。
做为人事主管，掌握本厂的人力资源情况是第一重要的。当我通过人事系统查询员工流动率时，很快发现，每月的人员流动率竟然高达33％！也就是说，每半年，几乎要有660名左右的工人离开工厂！
原来，公司是用试用期低酬薪的方法在降低成本！
与此同时，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黄志强和邓英每天都在做报表、编花名册、没完没了地忙碌着。这个发现让我十分不安，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对员工不公平不说，对公司本身也蕴含着极大的风险！
虽然企业就要是追逐利润，事实上，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就是四个字：低进高出，我对这点也没有异议。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实现低进高出，难道只能这样靠高压压榨工人的青春和血汗吗？
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也知道，“中国制造”要想成为世界品牌，最需要做的，是给予劳动力群体应有的尊重和应得的报酬，绝对不是榨取劳动力来控制成本，更不是用这种“低进高出”卑鄙的手段，让工人与工人之间进行恶生竞争！
公司这样运作，早晚都要出事的！
我上班的第六天，天还没亮就开始狂风大作，然后便是倾盆大雨。上班不到一周就遇到这种天气，我忽然预感到某种不详。
果然，我刚进入行政人事办公区，就看到一个身材微胖的高个子男人在打电话：“你们那批学生怎么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黄志强小声和我说：“他就是行政人事部赵新华副总。公司副总经理以上人员，大多数是香港人，只有他是我们内地人，很受老板赏识。”
我刚想上前和赵新华打招呼，就看到保安队长杜丰收慌乱地跑进办公室，气急败坏地说：“不好了、不好了，罢工了，工人罢工了！”
我着急地问：“怎么回事？”
杜丰收无辜地摊摊手：“听生产部的袁主管说，早晨上班时，工人们还是好好的，就刚才打了个响雷，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干了’，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七个车间全部停了下来。”
赵新华闻言，立刻放下电话，吩咐道：“黄志强，马上去知会王董他们；杜队长，你紧急集合保安，连夜班的都给我叫起来。”然后转向我，“你就是新来的人事主管杨海燕吧。”
我立刻讨好道：“是的，赵副总。”
他大手一挥道：“你马上和我一起去趟趟车间。”边说边大踏步走出办公室，我连忙跟了上去。
车间里，往日“轰隆隆”的机械声己经全部停了下来，各个车间都传来员工的吵闹声，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人。
我们经过卡钟时，看到男工甲硬往卡钟里塞纸片，赵新华还没来得及阻拦，卡钟就尖锐地叫了几声，吐出一团团乱七八糟的纸条，刚才还一闪一闪的数字，瞬间就熄灭了。
男工乙说：“砸卡钟有什么用，提早上班、延迟加班，其实都是人事部在背后做手脚的。”男工甲这才住了手，狠狠地踢了卡钟一脚，扬长而走，视我和赵新华如无物一般。
赵新华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带着我，先走进成型车间，十几条拉仍在“沙沙”地运转着，鞋面、鞋跟等半成品堆在流水线上，越积越多，流水线最终卡掉了，十几条拉全部停下来，上面的半成品“哗啦啦”地往地上掉。工人们却视而不见，只有几个班长、组长在忙碌着，但这边捡了那边掉，急得他们直跺脚。
赵新华见此情景，眉头一皱，立刻就跳起来了，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操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吼叫着：“刚才谁喊不干的？谁喊不干就炒掉谁！”
立刻有几个男工起哄：“炒就炒，老子怕你个锤子哟！”后面那个“锤子”的声调，故意拖到好长，工人们立刻哄堂大笑起来！
赵新华气得涨红了脸，却拿工人没有办法，就骂班长、组长和主管们：“你们各组把各组、各班把各班、各部门把各部门的人给我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