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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部队的感觉。
红十军团三个师打补充第一旅三个团，实际上兵力是相差不多的。敌人的补充第一旅兵力也有将近7000人。红十军团总共1万人，当然兵力的优势还是有一些。
那么为什么还败了？
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
刘畴西黄埔一期毕业，又去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
但他小看了当年曾经卖过饼干的那个对手。
刘畴西不知道，当年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第一军补充团的少校营长王耀武。刘畴西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率部坚守战略要地宜黄24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带兵与作战，是王耀武两大擅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即后来整编第七十四师，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相反，王耀武对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却一点儿不糊涂。他对手下的三个团长说：“共军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该军团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由寻淮洲兼，二十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王耀武只讲错了两处：方志敏任主席的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不是“政治委员会”；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不是王如痴。对黄埔前辈学长刘畴西，王耀武的评价不是太高，相反却对没有进过军校、红军中土生土长的将领寻淮洲作出很高评价。
如果说以上是导致红十军团失利的原因之一，那也不致命，关键还有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部队的使用。当时红十军团这三个师，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以寻淮洲原红七军团改编的十九师战斗力最强。但是在分配作战任务中，刘畴西把担任伏击的主要作战任务，分配给他指挥的二十师和二十一师，这两个师组建才一年多，缺乏野战经验，可这是他自己原来的红十军的部队。
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担任伏击主攻任务的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因为缺乏野战经验，在伏击地域过分紧张，提前开火，结果在敌人还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地域就被察觉了，敌人立即开始抢占路边的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最后这个伏击战基本上打成了一场遭遇战。
如果待敌团指挥部进入伏击范围，首先打掉敌团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冷汗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开展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也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四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翼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此时，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
寻淮洲带领十九师冲出山峡，领头奋勇冲锋，与敌血拼。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本来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但敌已占据主动，一切都为时已晚。
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王耀武亲自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就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寻淮洲在此前五次负伤，谭家桥这次伏击成为最后一次。因为伤势过重，在转移的路上牺牲。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支，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
一颗优秀将星，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前不久我的一个战友把《苦难辉煌》这本书给他的父亲看了。他父亲就是当年寻淮洲的部下，现在已经99岁了。他父亲眼睛看书已经不行了。我的战友给他念《苦难辉煌》中描写寻淮洲的这一段时，老人想起当年自己的这位杰出的指挥员老泪纵横。
这是红军中一位非常得力、非常优秀的指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