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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1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令’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撒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
孙中山对陈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职务，离不开共产国际这位重要人物鲍罗廷，他是第一个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的人。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给中国近代革命带来很大影响，实际上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革命的总代表鲍罗廷。
前不久我们很多杂志推出了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100人，鲍罗廷名列其中。这100人包括爱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对鲍罗廷是完全不了解的，但这是个对中国大革命影响非常大的人物。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把鲍罗廷推荐给孙中山，孙中山接受鲍罗廷为大革命时期的顾问，孙中山那时候还专门发布了一个委任状，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这个教练员跟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教练员完全不一样，他实际上是国民党改组的总设计者，是他一手把蒋介石推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