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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①
①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陈独秀则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②。
②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0
双方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③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③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31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和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我们今天看陈独秀讲的话是很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党，没有任何经济支撑，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非常困难。党创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非常困难。你要办各种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还要翻译，这都需要钱。还有各地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坚持教书，还要做编辑，还要写文章，你要他们拿什么来生活，以什么样的资金来推动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当时上海小组派包惠僧南下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从私人手里借钱。
陈独秀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税。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困难总要去解决，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他们怎么办？怎么为党工作？怎么认识这个党？是不是接受外来的援助？陈独秀的性格虽然非常刚烈，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但面对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