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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府官员们的叹气。这种上级政府提要求，但却没明确提出是否会下发经费的事情是他们最头疼的，特别是他们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托管乡镇，西湖县也不愿意在随时会脱离他们管辖的乡镇身上花费太多的投入，因为这不值得。
没有上级财政拨下来的经费，单凭他们这个游走在破产边缘的新设乡镇，怕是很难有效推行下去的。可他们也知道，现在中央财政也不宽裕，也缺钱——这里的钱自然不是指金银了，事实上陆军第一监狱内存放着大量金条，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市场上其实缺少的是充足的实物物资而已，本来就100个大饼，你花100元来也是买这么多，你多投点金银进入市场1000元了还是只能买这么多，还无端制造了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灾难，殊为不智。
罗汉乡的很多乡干部都是从大明过来的，他们也清楚儿童营养不良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在大明的时候，儿童因病大量死亡是司空见惯之事，即便是富贵人家的孩子也未必能活下来多少；欧洲的情况也大差不离，数量多得吓人的儿童挣扎在死亡线上，然后以各种各样的疾病死去。
在17世纪，人类还是相当脆弱的！罗汉乡的官员们本来已经认命了这一事实，可谁成想这大东岸朝廷居然想逆天行事，想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儿童死亡率，让更多的娃娃脱离病魔的侵害，得以健康地活到成年——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再轻易被疾病打倒了——这简直颠覆了他们前三十年的人生观。
不过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朝廷真的是为了大伙儿着想的，这毋庸置疑。在秘鲁地区的儿童被疾病征收什一税（当地儿童每年约有十分之一死亡，即便是相对富裕的西班牙儿童也逃不过这一魔咒，故被称为“儿童什一税”）的时候，东岸共和国的儿童死亡率被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程度上——还是在东岸这么一个东西方病毒荟萃之地——不得不说是政府应对得力、各类疾控措施有效发挥了效用了，不然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程度。
邵树德的授课在傍晚时分终于结束了，然后他又和罗汉乡乡政府的官员们进行了一番交谈。他觉得现在罗汉乡因为是新设立，儿童数量较少（往往都是随父母从别处迁来），故乡政府完全有可能挤出一些经费到卡马匡河下游的红星农场甚至牧草岭乡，采购一些奶制品、肉制品，然后以专项补贴的形式发放到少数儿童手中，以尽量确保他们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而等到本乡居民们渐渐安顿下来并成家立业后，本地的土地开垦差不多也该结出硕果了，那时居民们的手头应该也不是太拮据了，饲养的家禽家畜应该也可以出栏一部分了，这时候迎来大规模的婴儿潮，乡政府和居民们应该不至于无应对之力——前提是要向居民们做宣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丰富营养就得丰富营养，有小毛小病千万不要拖延、不要隐瞒，要尽快向村里卫生员汇报，然后由卫生员将情况报至乡一级，经综合分析后作出应对判断。
罗汉乡政府的官员们在慎重考虑后有限度地接受了邵元义的建议，他们表示乡政府会竭尽全力有限保障教育经费、医疗经费等重大项目，然后有余力的情况下再搞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疏浚河道——这一条很关键，因为交通便利后，本地的资源和特产才能运到外界去出售，以提高本地居民收入。事实上罗汉乡的土质非常适合蜜橙的种植，后世也是巴西最著名的蜜橙产地之一，本地数量庞大的野生林便是明证，有这种优势特产，自然是要好好发掘了，而第一步便是从打通与外界的通道做起。
前来听课的各村兼职卫生员连夜散去回村后，乡政府的官员们本打算请邵元义师徒三人到对面的小饭店内吃顿酒席，但考虑到财政紧张（其实更多的原因是乡政府已经在小饭店内挂了太多账），众人还是在食堂内凑合了一顿，没喝酒，就吃点便饭，倒也其乐融融。
而在忙完罗汉乡这里的事务后，邵元义也终于可以暂松一口气，回家歇息一阵子了，顺便再处理一下借贷业务，生活还是相当美好的。至于说西湖县北边新建的几个托管乡镇，如南山堡（cerro grandesul，意为南方的山）、南哨堡（sentinelasul，意为南方的军事哨所）、凯旋堡（baraotriunfo，因在此击败瓜拉尼人班师而得名）、东受降堡（唐菲利西亚努，因一个瓜拉尼部落在此投降而得名）、中受降堡（foles，因一个瓜拉尼部落在此投降而得名），还是过完年后再去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