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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长见到牛天苟,愣了愣,待确认来人是谁后,才指了指旁边的沙发:“坐。”
“你就是昨天送东西来的……”检察长坐在办公桌后问。
“是。”牛天苟点了点头,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道,“我叫牛天苟,新星镇牛岗村人。请问您贵姓?”
“哦,我姓孙。”孙检察长站起身来,走到门边把门关上,然后回到座位上问:“你送来的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跟我说明白一些吗?”。
“我在信中不是写得很清楚吗?难道孙检察长没看过信?”见孙检察长故意装傻充愣,牛天苟有些不爽地皱了皱眉,不客气地道,“恐怕连吴局长都快知道信的内容了,您还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奶奶的,连吴局长那老狗日的都知道这事了,不是你通的风还会有谁?还他妈在这儿装蒜!
孙检察长闻言暗自怔了怔,承认道:“信我是看了,但我有一点不明白。”
“您说。”牛天苟掏出烟来,扔给孙检察长一支,然后自顾自地点燃一支。
“你怎么就认定,那些钱物就是吴局长受贿所得而不是他的合法收入呢?”孙检察长没有接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问。
牛天苟吐出一口烟雾,眯缝着眼睛道:“这还用想吗?吴局长这些年来的工资收入是多少,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可他的家庭财产远远超过了他的工资收入。”
孙检察长脸上的表情略微一僵,似乎闪过一丝不悦,挪了挪屁股教训道:“说话要讲证据。一个家庭的财产不能只靠工资收入来衡量,除了工资收入外,他的家人可以有出租、买卖房屋的收入,可以有炒股、买卖基金的收入,可以有其他投资入股的收入,等等。
“比如农民,他除了粮食收入外,还有养鸡养猪养鱼的收入,有外出打工的收入,有做小生意的收入,等等。你能说农民的家庭财产如果超出了粮食收入,就是受贿所得?”
没想到孙检察长竟然这样为吴局长辩解,牛天苟整张脸气得通红,连喘几口粗气:“这些您们当然可以调查,他的工资收入是多少,租房、炒股、买基金、其他投资的收入是多少,一查,证据不就有了吗?”
“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孙检察长似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就算是有些人有一些不合法的收入,你以为就那么容易调查清楚吗?
“就拿受贿这一条来说。给县级单位领导行贿的人,很多都是这个单位下面直管部门的负责人、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乡长、有利益关系的商人、企业老板等,他们对自己行贿的事有顾虑,对待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采取的是不同程度的抗拒态度,谈话、取证很艰难。
“比如,有的乡镇党委书记或镇长、乡长怕自己行贿的问题如实陈述后,以后不但工作不好开展,而且影响自己的提拔使用,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采取软抗的态度;
“有的下面直管部门的负责人是拿公款行贿,怕以后查资金来源,影响到小金库的使用,而且多次行贿,怕资金数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追究个人责任,不与检察机关配合;
“有的商人、老板,觉得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检察机关拿他没办法,面对办案人员更是不理解,甚至还发脾气。
“那些行贿数额小的人,相对来说比较配合,但这些又算不上什么,而那些行贿数额大的人,往往避重就轻,尽量轻描淡写,搪塞敷衍,谈话很艰难。
“为了找到行贿人或证人,办案人员有时要不辞辛苦驱车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到谈话对象的家里、医院里甚至看守所里进行调查取证。
“即便是这样,有些行贿人或证人听到风声后,要么拒不开门,要么避而不见,要么不接电话,要么装病住院,要么以学习培训为借口跑到外面躲藏起来,致使取证工作陷入尴尬……
“有的下面直管部门的小领导,送了钱没有得到提拔,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你再下去调查他行贿的事,他对你还能有好声气?”
说到这里,孙检察长叹了口气道:“有些行贿的事是很难调查清楚的,这不是检察机关不努力,而是行贿人和证人不配合,他们不配合,拿不到证据,事情就很难办。”
“那您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办?”见孙检察长说得似乎也有一点道理,牛天苟问。
“怎么办?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止一个,途径也不止一条,就看你想达到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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