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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涉到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小老婆的子女来港，是否必须在港的大老婆同意。这将是九七回归以来最大的一场宪制争论。她马上要了电话号码，订了回归大酒楼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楼，海湾，中西艺术合璧的典型，比电影中的纽约还漂亮。海风习习，气温恰到好处，一袭长裙，进到酒楼里还觉得有点儿凉。侍者周到地拿来披巾，点了菜。夏教授说，“你坐好，我去问店老板。”
等了十几分钟，我越来越不安，环顾邻桌，个个打扮得绅士淑女，碰杯欢笑。我站了起来，让侍者带我去老板办公室。
在楼梯口，我就听到玻璃门里传出声音：粤语，好像争吵得很厉害，但声音逐渐低下去。我停在那儿，动弹不了。过了好一阵子，那门才打开，夏教授走了出来，板着脸。见我在门口，也不惊奇，一声不吭朝厅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来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块，给两个杯子斟满后说，“今天的酒菜，算店里请客。老板吩咐了，请二位贵客赏脸。”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等着她开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才说，“你是对的，老板知道你要找的人。”饭店里背景歌声，很熟，是《中国心》：“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我舒了一口气，“那太好了，我们先吃饭。”
“对对，我们先吃。”她说，“这鸭舌，熏过再清蒸，我以为这样味最美。”
我尝了一口，点头称赞。为增加胃口，我转移话题，问来开会的一些人的情况。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们几乎同时说，“那人——”我们看了对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强。是这样的，她语音尽量平缓：那人，并不像他对你外甥女说的那样，有自己的饭店，跟老板也不沾亲带故。店里小伙计，负责采购，专门到广州采购一些特殊品种，大多是这儿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马齿苋等。没家小，也从未结过婚。前些阵子东南亚经济不景气，也波及这个利口福，虽然易名回归，老板也得收缩经营，不再需要大陆的一些特殊原料。这个人就被饭店解雇了。但他无处可去，一向住在饭店后楼，老板只同意他留几个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这是我的头一个反应。可能她是对的，这男人爱她是真，除了他有钱这点是撒谎，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问夏教授：“那么老板干吗怕见我？这人在哪里？”
“我们先吃饭好，否则，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说。
但我吃不下去了。说到这份儿上，我得知道底细。她就叫我耐心点，让我听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饭店，也没留信或让人捎个话。突然有一晚，老板发现他浑身是血回来。老板很生气，怎么和帮会搞在一起？他艰难地爬上后楼的房间。老板怕黑帮追来惹祸，不敢请医生。他血流尽死了。他应该有点余钱，但什么钱也没留下，也没亲友。之后，老板才知道，他参与汕头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么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帮助有关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内线，在街上追杀了。老板图吉利消灾，请先生来店做了道场。房间里用具都是店里的，墙上有张不知哪儿弄来的女孩照片，十几寸大。做完道场，老板将所有的用具搬走烧掉，重新粉饰，供上菩萨，点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来这家饭店，大陆官方访问团特多。”夏教授说，“老板挺爱国的，当然，谁不爱国？我也爱国，你也爱国，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对不？”
回到山上的学院宾馆，我洗了个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树影相叠，随风摇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小米的情人——我潜意识改了称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许对她真是诚心诚意。我拿起电话，琢磨怎么给小米讲，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电话。那天清晨与她分手时，她抱着孩子说，“姨，只有你可以帮我。”眼里含着泪，充满了希望。
电话通了，我刚问她这两天怎样，好不好？她没回答我，就说开了：这两天晚上她没去歌厅，就为了等我的电话。她说有人告诉她，香港刚出新政策，允许内地非婚生子女申请到香港，但必须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话，”她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他可能有，那也没关系，求他让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据说政策这么讲的，这样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应当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开，让他把自己骨肉带去，他以前发过誓的，绝不会让我们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见到他了，他怎么样，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声音急急切切，我插不进去一句话，她根本没想过我是否在听，只顾自己激动。我看看手表，过了十分钟，全是她一人在说话。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会非常讨厌如此情绪化的、神经质的恳求。她差一点就要哭了，我想，我应试着理解她。她的母亲若知道这一切，会理解她吗？电话那边的声音突然问：“姨，你在听吗？”
“我在听。人还没找到。”终于有我说话的机会，我都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说：“不过，我会尽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