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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我们如果不动作,范筑先怎么知道我们的立场啊!”
寿张县的同志们决定,管大同等先离开寿张到聊城去,留下孙思白、第一科科长于笑虹,会计主任李宗白,金库主任杜宗禹和几个通讯员、办事员来处理善后事宜,并看看新来的国民党cc派顽固分子冯谦光到底会怎样做。
冯谦光到了寿张后,很快和国民党的一些顽固派尿到了一个壶里,本来一个廉洁自律的政府,也很快腐化,而且冯谦光还处处排挤共产党,亏着党的组织当时还处在秘密状态,要不,准吃大亏。
在向冯谦光的政府按照传统习惯逐件办理移交中,他们又百般刁难原有人员,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在原来有人员住的西院门外,布置了暗岗,如果这些人到了街上,还有人在暗中盯哨。
为了反击冯谦光,孙思白对冯谦光郑重声明:“这是对我们的侮辱,除非撤掉监视跟踪,向我们道歉,否则,自即日起,我们中止办理移交。”
接着,停止了一切移交手续。
冯谦光一看坏了,原政府的人员要是不移交,到手的政权还是接不到手里啊!于是态度大变,伙食也好了,说话也客气了,监视人员也不见了,但是并不道歉。你不道歉啊,那好,我们就是不移交,这样移交传统手续的事情,就这样一直拖着,一直拖到了五月初了。
一天今晚,范司令有事路过寿张,住在县政府,把孙思白和于笑虹也叫了过去。
范筑先当时坐在床头上,正准备解衣就寝,而冯谦光却垂手肃立在门后墙角,卑躬下气地作侍寝状。孙思白和于笑虹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范筑先先把冯谦光熊了一顿:“你看你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都二十多天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自己说说吧?叫你干这个县长,不是白吃白喝白拿薪水的,是来抗日的。你看看你吧,走没个走相,站没个站相,什么活也干不出来,我看就是占着茅房不拉屎,比管大同差远了。光这个交接就交接了二十多天,还干点儿活吧……”
范筑先对冯谦光一顿大训,训得冯谦光和个袜子一样,再没有半句话可说,只是唯唯诺诺,垂首而立。
范筑先训斥完了冯谦光,又对孙思白和和于笑虹说:“现在战事这么紧张,你们怎么还没走?交接完手续赶紧走吧。”
孙思白直接回答说:“是冯县长刁难我们,才使手续没法交接。”
范筑先马上挥手说:“有什么可移交的。”又对冯谦光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他们都是学生,跟我来打日本,清白得很,没什么可移交的。”
范筑先又对孙思白和于笑虹说:“明白了吗,你们快快结束这里的工作到前方去。”
孙思白和于笑虹赶紧对范筑先说:“是,我们坚决听从范司令的指挥。”
第二天,聊城政治部长途电话打来了,叫孙思白和于笑虹迅速到濮县作战的21支队去建立政治部。于是,孙思白和于笑虹把一堆账册、档案简单地交接了一下,扔给了冯谦光,立即收拾行装,和其余的同志,一齐奔赴濮县前线去了。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沈鸿烈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从曹县迁到东阿,大批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人员也随之前来。6月下旬,日寇攻陷东阿,沈鸿烈被日寇追击,败逃到黄河边,走投无路,向范筑先求援。
范筑先同张维翰、张郁光几个人商量,这个事到底应该怎么办?
范筑先说:“如果救了沈鸿烈,沈鸿烈就赖在了聊城,恐怕我们的工作会处处受到了限制。如果不救沈鸿烈,沈鸿烈又会说我们见死不救,这真是个烫手的山芋啊!”
张维翰考虑了一番说:“不管怎么说,现在国民党抗日,共产党也抗日,我们算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朋友困难,哪有见死不救的,至于以后他的表现,那就看他自己了。”
张郁光也说:“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拉一个人抗日,就拉一个人。现在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他愿意来黄河北,就来吧!不欢迎是我们的事,他不抗日是他的事。”
于是,范筑先亲率第二、五、六三个支队到了东阿,打击日军,收复了东阿县城,接沈鸿烈来到了聊城。
沈鸿烈来到了聊城,就不是在东阿那个狼狈的样子了,他先洗了个澡,睡了一大觉,然后吃饱喝足,整容、理发,换上了新衣服,一切焕然一新。这时候国民党的一些要人,李树椿、王金祥、齐子修也已经纷纷集中在了他的身旁,这个人要请他喝酒压惊,那个人要陪他出去散心。
然而,沈鸿烈哪里也不去,偏偏要到聊城的政治干部学校里要为学员们去训话,他还自认为幽默地说:“什么是青年,青年是抗日的希望。我就是要到青年中去,和青年们一起,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山东的这块大地上,把这个大旗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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