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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达百万的苏军去进攻只有二十万人的芬军，却因指挥拙劣，被芬军全线击退。虽然苏联最后取胜，但却付出了伤亡惨痛的代价。苏军对于实力远逊于自己的芬军尚且如此，对于远比芬军强大的德军就更逊一筹。
我虽然非常了解苏军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但要是谁我登台发言，那么，我会把这种建议当做好象有人要我不用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去一样。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在这种场合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打死也不能说。贸然说出来，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还算轻的，如果惹恼了某人，直接让你人间蒸发都是有可能的。
原本我就打算住在下面混到会议结束的，然而随即发生的科涅夫上将和沙波斯尼科夫的争执，改变了我的主意。
来自西方方面军的前司令员科涅夫上将讲道：“……德军获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完全是靠他们的优势力量，特别是靠坦克和空军。为了说明敌军突击的威力，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敌人以20个师对我们30集团军的4个步兵师，而敌人投入了400余辆坦克，第30集团军的战士们表现非常顽强，是不得已才退却的。退却，您是知道的，是最复杂的战斗形式，它需要较高的战斗素质。……”
“得了吧。”沙波斯尼科夫打断了他话，“你这种复杂的战斗形式，什么时间可以结束，我们的部队要退却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顽强地战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把红军搞垮了，你还说战士们没有退却的经验。”
“是的，战前我们没有研究过这种战斗形式，我们是准备在敌人的领土上作战，……我不想争论，但是就这一点，我们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涅夫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和他展开了辩论。
“哦，原来是这样，你所犯的是一切错误都是我的罪过，……我认为，西方方面军的领导人完全缺乏战略的预见姓和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指挥作战部队，……”
我觉得科涅夫将军的话，说得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于沙波斯尼科夫，我非常瞧不起他。他虽然在苏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始终固守着一战时期的观念：用大炮机枪组织坚强防御阵地，等着敌人来碰个头破血流，而对当时先进的装甲战理论嗤之以鼻。事实是面对古德里安的坦克进攻，缺乏反坦克战经验的苏军，虽然武装到了牙齿，却依然表现得一筹莫展，只能节节败退。
我接过旁边指挥员的笔和本子，毫不迟疑地在上面写下了：“我请求发言”几个字，又写了自己的军衔和名字，写自己所在部队时，我考虑了一下，该写“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是“列宁格勒”？最后还是写下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然后把这张纸撕裂下来，用一种纯粹机械式的手势碰了碰坐在前排的一位上校的肩膀。
那人把身体半转过来，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然后从肩膀上伸过一只张开五指的手。接着，我就把那张折成四叠的纸条塞到将军的手掌里。
过了一分钟，我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又头脑发热，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蠢事：跟大多数发言人不同的是，我是了解苏军失利的真实原因的，在没有预先准备好发言稿的情况下，就贸贸然要求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很容易出现言多必失的情况。
紧接下来的念头是：赶快收回那张纸条，别让它传到主席团去。我甚至微微抬起身子，谛视着坐在他前面的人们的背影，想从他们的动作上来判断这—瞬间人们把这张例霉的纸条递给了谁。可是，这一切都白费！看来，前排所有的人都一动不动地坐着，或者在聚精会神地做着笔记。
这时候，我开始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也许这张纸条在一排排指挥员中间经过长途旅行之后消失了，或者是某一个人正忙着做笔记，因此把纸条搁在了一旁，忘记传送到前面去。
当我看到一个束紧皮带、带着训练有素的姿势的高个子军人，从旁边什么地方冒出来，从前排收集到了一大堆的纸条，准备把这些纸条交到主席团去的时候，我差不多完全放心了：这么多要求发言的纸条，一定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那张纸条的。
虽说如此，我还是始终机械地瞧着那个军人。那人踩着轻松的脚步，把拿着纸条的直挺挺的手伸在胸前，登上了通向主席团的小梯子。他走了几步，绕过几排座位，看来是想挤到这次主持会议的沙波斯尼科夫身边去，可是看见斯大林笔直地向他走过来，就慌忙转过身去，然后往后跑了几步，把纸条放在一个坐在桌子末端的将军前面，沿着小梯子跑到台下去，消失不见了。那将军把纸条整理了一下，齐齐整整叠成一叠，传递给邻座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这些纸条很快就传到了正在争吵的沙波斯尼科夫手中。
斯大林来到两个辩论人中间以后，这场争论便嘎然而止了。科涅夫离开讲台后，沙波斯尼科夫埋头翻看了一下面前的那堆纸条，然后皱着眉头站了起来，把其中的一张递给了站在他面前的斯大林。斯大林用没有握烟斗的左手接过去看了看，没有说话，然后把纸条递还给了沙波斯尼科夫，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全场都听见沙波斯尼科夫宣布：“下面请奥夏宁娜同志发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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