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真实的中国乡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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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无常,生命无常,为云南灾区的同胞祈福,愿苦难真能兴邦

    1901年国庆过后,宋骁飞着手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宋骁飞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政策在传统乡村施行起来颇为曲折。

    按照宋骁飞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

    宋骁飞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2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宋骁飞,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宋骁飞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宋骁飞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农民和地主看起来并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我复兴党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那写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宋骁飞对此表示怀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当中,地主都是黄世仁、周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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