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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在整个宋代，虽然因先有辽、后有金、蒙元，实际上帝国和他们陆路隔绝，但哪个半岛没少通过海路来朝贡。苏轼在元丰年间多次上奏反对这种朝贡关系，他指出：
高丽人每次所谓的朝贡，朝廷和江淮、浙江地区都要修馆驿、迎来送往，花费达十几万贯。除了官员们获得些赠品的好处外，朝廷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相反却有五害。
高丽人所献，均是只能玩赏的无用之物，而帝国给他们的，却是国库里的钱帛粮食，百姓的血汗，此一害。
他们到了以后，所至之处，地方上差人借马招待他们，搅扰了百姓正常的生活，更还要修缮亭阁，虚耗民力，这是第二害。
高丽从帝国得到的赏赐，如果不分给契丹，契丹如何能听任他们前来朝贡？朝廷的做法显然是借给敌兵器还资助其粮食，这是第三害。
苏大胡子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名义上仰慕天朝来朝贡，其本质上为“利”。他们实际上，仍将是和契丹一伙的，为什么？因为契丹足以制其于死地，而帝国并不能够。今天他们的使者到来之后，到处观测绘制我山川地理情况，窥探我虚实，有何善意？这是第四害。
仁宗皇帝的庆历年中，契丹想背盟，就曾找到朝廷增置塘泊（这个塘泊，是指北宋时为了在边境上防止辽兵的进犯，利用河北等地地理上凹洼之地，开沟挖渠，灌水进入，形成一个约有九百余里，水“深不可行舟，浅不可涉渡”的区域，从而起到了既灌溉屯田以充军需，又限制契丹骑兵驰骋拒敌的目的，它又被后代称之为“塘泊防线”）这个借口，而今日朝廷招辽之属国高丽来进贡，在道理上就更说不过去。幸亏现在契丹恭顺，还不想惹是生非，万一将来它以此为借口又想入寇，不知朝廷该如何回答？这是第五害。
苏大胡子不愧为帝国真正杰出的文士，他的见解一点也不乏真知灼见。就是这个稍显软弱的第五条，我们在后世同样能看到历史的影子。
当这个国家武备落后之时，有人就嘲笑你，但当你真的弄了些好点的武器，他又说你是威胁。老子舀枪他们不乐意，让他们舀枪咱舀棍他们还是不满意，你要兄弟咱怎地？这个世上的有些人还真像民间的粗话所说：屎难拉，头***难剃，其实真正的原因都明白。
东知道景炎六年（至元十八年）在位的高丽国王，名字叫王?。而且严格来说，这个王?是在忽必烈的扶植下，才统一高丽上位的。北元在高丽既驻军，又在各地派什么达鲁花赤，他也不过就是个傀儡。
但东是管不了那么多的。咱只知道，咱并没有去找你的晦气，现在是你摸上门来了，那咱就搂草打兔子，两件事一块办。即让你们知道在老子地盘上的规矩，顺便再对朝中之人的观念冲击冲击。这个世界真乱套了，什么山猫野猴子都往老子的地盘上跑，没有规矩能行吗？
咱知道有些拉拢的花费的确是必要的，但咱更知道有些事情不能“惯”。在这个时代不要提什么“仁义道德”，也真的不要提什么“仁者无敌”，那里面只怕有着太多的一厢情愿。即使是后世著名的“五项基本原则”，它的实质也还是“对等”，但咱依然觉得它不够直接。
苏刘义是明白陛下的意思的，他也早就被他的祖先“洗”了脑。而刘老大则更清楚陛下的脾性，小皇帝一点也不喜欢外人。他一直强调的“对等”二字，其含义对这个真正的军人来说，那是再明确不过了。
刘尚武等人看了刘师勇递给他们的陛下旨意，这些人看过之后一起望着刘老大，背着他们的刘师勇只说了一句话：“陛下对文相、张总使有言，该立立规矩了。”他挥了挥手，那三人走了出去。
应该讲，在帝国江淮军系统的两位大佬中，刘老大对北兵的怒火更盛。他的家乡被别人占领了，弟弟战死在常州，不要说亲人，就是身边的族人也剩下没几个，他的内心里一直充满着复仇的**。这使得他在作战中，极为凶狠，他的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帝国的水师。这也注定了北元水师在大战中的命运。
宋景炎六年的十二月末，刘深和忻都均已觉察到宋军水师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他们对元军的攻击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凌晨都存在。在经过两天的准备后，刘深帅水师向北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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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这段话，原想删了，但总觉得是在宋代说得比较到位的，故此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