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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样式几乎相同，差别只在于材料、颜色和皮带头的装饰。
无官的地主阶级隐士、野老，则喜穿高领宽缘的直裰（家居常服。一般为斜领大袖、四周镶边的大袍。又作“直裰”。僧衣道服也有“直裰”袍衫），表示承袭儒者宽袍大袖的深衣古制。普通百姓只能穿开衩到腰际的齐膝短衫和袴，不许用鲜明色彩。差役仆夫多戴尖椎帽，穿麻练鞋，做事行路还须把衣角撩起扎在腰间。脚上只限穿编结的线鞋或草鞋。
唐制服饰和颜色
颜色从高到低依次为：紫——绯——绿——青(后改为碧)。
而腰带饰物从高到低依次为：玉——金——银——鍮石。
至于黄，在唐以前，黄色上下可以通服，例如隋朝士卒服黄。唐代认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日是帝皇尊位的象征，“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故赤黄(赭黄)除帝皇外，臣民不得僭用。把赭黄规定为皇帝常服专用的色彩。唐高宗李治(公元650年至683年)初时，流外官和庶人可以穿一般的黄(如色光偏冷的柠檬黄等)，至唐高宗中期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恐黄色与赭黄相混，官民一律禁止穿黄。从此黄色就一直成为帝皇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政府规定的服装色彩制度，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彻底地执行的。唐高宗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五月，因在外官人百姓于袍衫之内，穿朱、紫、青、绿等色短衫袄，或在乡间公开穿这些颜色的袍衫，故又颁布过禁令。
(2)章服制度：
章服制度是常服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官员随身配带鱼(龟)袋的制度。《旧唐书舆服志》：“自后(开元九年721)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随身佩鱼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尊卑、严内外。
常服佩鱼自隋代已初具形制，在唐代却经历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高祖皇帝于武德元年(618)改以往的银莬符为银鱼符。鱼袋虽配发给四品五品职事官，但退体后要交回。三年后高宗皇帝人性化是调整为五品以上薨亡者不须追收鱼袋。咸亨三年(672)令京官四品五品职事官佩银鱼。武后时期将佩鱼范围扩大至地方诸州长官，并于天授元年(690)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因玄武与武姓相合)，又初次规定三品以上用金饰龟袋，四品用银，五品用铜。
中宗时期又恢复佩鱼之制，但与滥授官职同步，开始让散官佩鱼，只是没正式将鱼袋与常服服色相连，并且去任即解去鱼袋。睿宗时则将鱼袋之制与常服服色相连：“著紫者金装，著绯者银装。”
玄宗时佩鱼范围扩大，后许终身佩鱼：“开元初，附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章服制度至此完善明确。
章服制度化之后，百官请绯、紫之服，必须经过朝廷严格考核，且依据官员的具体状况区别对待，够资格者方才授予。此外，晚唐针对颁受章服混乱之况，进一步从体制上加以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