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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说法自是耳熟能详，随手拈来，就写出了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后世此等宣传伎俩，大家不过当做耳边风，但他知道在这个时代，这样的说法却还是非常具有鼓动力的，非常能抓住人心，因此极尽能事，宣扬革命军的所谓“新精神”，并要求每一个革命军官兵都牢记在心。
在这个长篇序言中，王麟还着重谈了革命军军官与士兵的“新关系”。王麟写道，旧军队中，军官对于士兵可以任意凌辱，随意打骂，士兵对于官长有畏惧，却没有敬重之心。然后，王麟笔锋一转，写道，咱们革命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革命军官兵一体，军官要爱护士兵，不得随意体罚士兵；士兵要爱戴长官，服从命令，军官无故凌辱士兵的，士兵可以到军队中新成立的军纪委员会申述。
王麟“语重心长”地写道，我们革命军，官兵之间要像父子兄弟一样，官长对于士兵，要如父亲对于儿子，兄弟对于手足，爱他，护他，教他，诲他，督导他，劝诫他，宽严相济，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士兵对于官长要爱他，敬他，服从他，如学生之敬戴老师，子弟之爱护其父兄。全军上下如为一体，如同一家，革命军卫国亦即是卫家。全体官兵务必要牢记此言，时时默诵于心。
却说后来蔡锷将军看到这本《治兵语录》，暗叹天下英雄果然所见略同，未见面就对王麟生出了惺惺相惜之心，他自然猜不到王麟是“剽窃”了他的部分思想，这是后话，暂且揭过不提。
接着王麟又把革命军的“新精神”与“三民主义”挂上了钩。
大学生王麟那个时代，多数人一听到“三民主义”，就会理所当然的想到孙中山先生。虽然早在1905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上，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所谓“三民主义”，其他革命党人也阐述了许多看法，但是在1911年这个时期，就是孙中山先生，他也还没有具体阐发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呢，甚至可以说，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还只是在脑子中萌芽，还没有完全构想出来呢。
要知道另一个平行时空，孙中山先生也是后来遭受了军事、政治上的重重挫折，才痛定思痛，开展理论建设。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主要体现于《建国方略》与《三民主义》两本著作之中，前一本书写于1917－1919年，后一本书更是晚至1924年，孙中山先生决定“联俄容共”期间，才具体阐发。后世“三民主义”之所以大名鼎鼎，就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著作横空出世，以及后来“党军”的组建，并由广州革命政府确定“三民主义”为全党、全军的指导思想。
1911年这个时期，“三民主义”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怎么回事呢。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建立民国（民权）、平均地权（民生）”，焦达峰等人觉得“平均地权”不免于推进革命有碍，另组共进会时就将“平均地权”，悍然改为“平均人权”。
作为半个“穿越客”，王麟不是没有想过另树一帜，但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时代“三民主义”已是最合理的思想，自己亦找不出更好的替代物。何况，“三民主义”这面大旗还没有“主”呢，自己把成熟的“三民主义”提早“催生”出来，不但能建立一支号令严明、思想统一的革命军队，而且能大大提高自己在革命党内的威望，将来与孙中山先生等人相见时，也能占得先手。
是以，王麟充分的发挥了一个“穿越者”的“剽窃”特长，他在这篇长达数万字的序言后半部分，把革命军的“新宗旨”归纳为“为民族争独立、为国家求平等、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要求革命军奉行一个主义，就是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不过，这个主义的具体思想，这个时候谁也没有详细完整的阐发过，王麟自然是毫不客气，从另一个时空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几个最重要的演讲中，大段大段的抄袭，却冠以自己的名义。
序言的最后，王麟再一次要求全体官兵，都能够把这篇序言熟读成诵，牢记于心。
正文部分，这本《治兵语录》以历代名将（尤其是曾胡）治军言论为参考，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论述了治军，作战方方面面。
文末还附有一个王麟署名的短短的后记，勉励全军官长对本语录日夜默诵，潜心摸索，身体力行，最后王麟激励大家道：“我革命军将士，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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