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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陶平这那是在造地雷啊，简直就是在造杀人机器啊！
像陶平所说的这种跳雷，实际上在二战时已经出现，德国步兵用的最多，只是在中国战场上使用不多，大家都不熟悉而已，比如说在欧洲战场上，无论是美国兵、英国兵，还是德国兵，大家谈到这种地雷都是头皮发麻。
因为没办法，这种地雷一旦爆炸就绝对的没有杀伤死角，你躲都没处躲，卧倒根本不管用，一炸一大片，基本上是一队人中只要有一个中彩，其他的人全部都沾光。
而且就是它炸伤你的地方，也是非常的阴损，它也太不是个地方了——基本上受伤最严重的地方都是在腰部附近，也就是男人老二所在的地方。你想啊！一米高爆炸，不炸这个地方不能炸那个地方。
要知道，那是所有男人内心深处“最—怕—怕”的地方，那个地方要是伤了，不光是要断子绝孙，而且还要失去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所以说比死了还难受。
至于陶平所说的子弹地雷是在后来美越战争中才广为出现，最初是北越用来对付霉军来着的。
N年来，他给霉军造成的伤害据说比起后来霉军在伊拉克遭受的路边炸弹毫不逊色，前者叫你生不如死，后者叫你不知道自己怎么死，两者斗斤对八两，不相上下。
而现在，陶平让他整整早出现了近五十年。
而且，像这种子弹地雷，虽然说并不一定能杀死敌人，但却可以将敌人脚板击穿，甚至将下半身击伤，从而将敌人打成重伤残疾，造成敌人不得不分出兵力来照顾伤员，由此而造成整个部队机动能力、士气的严重下降。
要知道，像这种子弹地雷，造价低廉、制造方法简便，一个士兵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携带二、三百发子弹，从而布下二、三百个地雷，可以说是理想的杀人武器，充分体现了现代武器邪恶的一方面，致残而不致死。
所以说，特别是陶平后面而提到的这种地雷，比起那些能炸死人的地雷还可怕。
据后来已经当上国防科工委委员的郎方在其回忆录《我的军工生涯》写道：
“提起我干军工作作真正步入正轨的时候，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底，以前我所干的也只能算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
当时，我们的部队进入塔山以后，陶团长刚养好伤从从重庆回来，他从重庆带回来了两套子弹复装设备，这之后我们的军工厂才算正式开张。
当时的国内局势对我们也十分有利，国共全面合作，日军方面的压力相对也不是太大（当时日军对我军的力量也不是太重视）
国内武汉战役刚刚打完，虽然国民政府最终丢了武汉三镇，但日军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创，付出了二十五点六万余人的伤亡。
这二十五点六万人在现在有些同志看，可能不算什么！不就二十五点六万吗?
但这对于当时的日军来说可以说是相当致命的，要知道，这些死伤的的士兵都是日本军队多少年训练才积累下来的家底，老兵中的老兵，精兵中的精兵，他们的战斗力，在实战中往往都是一个抵好几个。这小日本就那么在一点个地方，他能有多少个二十五点六万啊！
说到一点大家可能都不太相信，一九三七、三八年那会儿，我们的战士要和鬼子拼刺刀，要是三个能拼的过人家一个——那就是不错的了。
当然了，也有一个拼一个的，不过，要排除我们的战士耍赖，留一、二发子弹在枪中，实在看不行，就“砰！”的一枪解决问题。
而且，早年的小鬼子，枪法特别精准，比起现代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狙击手毫不逊色，二百米内，你基本上没有跑得了的，所以说，开始时我们的部队吃了不少的亏。
当时真正的鬼子决对不像现在电视剧中描述的那样，跟一群猪一样，直勾勾的扎堆往上冲，搞的让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当年杀鬼子就像杀猪一样简单。
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牺牲那么多的战友，那么我的同志了，杀鬼子之所以能成为英雄，那是因为当时的小鬼子真的很难杀。
要知道你杀死的是一个经过四至五年苦心训练的冷血动物、杀人机器，决不是一只猪，他打过的子弹可能超过一、二千发，而你可能也就一、十发而已。
他可以轻而一举的击中一百公尺以外的一个点燃的香头，而你却连击同样距离的一口锅都困难重重。
事实上我们许多的战士都是在自己的有效射程之外被鬼子射杀了，可以这么说，一旦鬼子推进到二百米，其火力的的精度和强度就达到了顶峰，我们的战士往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造成这一点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子弹，士兵缺乏最基本的实弹射击训练。
现在要是说起来，又有些同志可能不信，说你老郎又在那儿吹了，会笑。
我们一场战斗给每名战士所配发的子弹，基本上介于三至五发之间。这平时真正训练打靶的机会就可想而知了，比过年还稀罕！
这三至五发子弹打完之后就是冲峰进和白刃战，所以说，当时我们有不少的主力团，基本上都达到了两千五百人至三千人左右的规模。
没办法，人多了，战斗时能分散敌人的火力，拼刺刀时能分散敌人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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