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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秦固一直为此争执分歧，根据乔怀礼对延州商户马队的交易量估算，五千贯的投资至多只要一年半到两年便可自商业赋税中收回，之后便是净赚，不过李文革如今一口咬死没钱，他也不好什么，财政紧张毕竟是事实。其实如今李文革主政，愿意重视商贸，他已经觉得是高瞻远瞩了，换了高允权时期，连这种想法志气都没有。
李文革看了看乔怀礼，缓缓道：“乔主簿，若是不明设集市，只从法令上对延州的商贸予以限制，是否有较大难度？”
“那是自然！”乔怀礼苦笑道，“没有市场，便不能设署抽税。大将军明鉴，商家获利几何，官府无从查起，因此只能设立集市，收取开店商家租赋，入市交易的商队，只要按照人头缴纳一定钱税便可入内，这是数百年来的成例。若是不设集市，便没法子收税了，如此官府自然不能从中得利。”
李文革了头：“我想的便是这个，古法虽好，却未免失之公平，如此收税虽易，却限制了商流，也限制了府库之收入！”
这个法乔怀礼大感新奇，唐代贸易额度不，国家从中获利也非常多，长安的东西两市曾经有过极度繁华鼎盛的时期样貌，而李文革此刻竟然这种制度政策限制了商流也限制了府库收入，他心中虽然大不以为然，口上却道：“愿闻大将军高见！”
李文革道：“其一者，商人店铺，无论赚钱与否，所赚多少，均是按照铺面大收取租赋，月盈利万贯者是一贯钱，亏损万贯者也是一贯钱，盈利巨大者官府不得分其利，而亏损巨大者官府不能减其负。表面上看去虽然公平，然则实际上必将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长此以往，总有一日会有一个大商家将整个市场垄断，到时候他只需要交付定额租赋，便可独占越来越庞大的市场，如此买卖，岂非既限制了其他商家崛起分利又限制了官府的赋税收入？”
“其二者，入场交易的商人也是如此，货物多少不论，只按人头缴税，如此不管亏赚收取赋税之法，使弱者得不到扶持，强横者得不到抑制，实在算不上善法……”
乔怀礼听得满脸迷惑：“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商户们的亏赚，与官府何干？”
李文革叹息了一声，这便是这个时代官员的局限性了，即便是直接负责商贸税收的官员，对于这种稍微有深度的经济学理念都很难接受，更不要其他的那些踞坐朝堂高谈阔论以锱铢必较为耻的士大夫们了。在他的记忆中，有唐一代，对于这种算账的工作都很鄙视，初唐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愿意担任负责财计工作的度支郎中的官员几乎一个没有，居然劳动得左仆射房玄龄以堂堂宰相之尊亲自去摆草棍打算盘。
他想了想，道：“乔主簿，历朝历代，均严刑峻法抑制土地之兼并，是为了甚么？”
“抑制豪强，扶助弱，使耕者有其田，庶民有饭吃，便不会造反乱政；豪强掌握太多土地，便会变成地方豪门，甚至演化为藩镇……”
到此处乔怀礼急忙敛口，眼前就坐着一个藩镇，自己一不心把忌讳话语出口了。
李文革却丝毫不觉，笑道：“正是这个道理，官府的法度，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抑制豪强扶助弱而设。使强者不易做大，使弱者不至消亡，非但土地农事如此，工商业者亦然。官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设市向商户收取赋税以充府库，而是为了保障商户这个群体能够公平买卖自由贸易，使民富得以倍增，民间富庶了，官府自然会跟着富庶起来……”
懵懵懂懂之间，乔怀礼似乎听明白了一，他迟疑着张口道：“大将军的意思是，那些赚钱的商户就像豪强世家，那些亏损的买卖人就像佃户流民。商场法度应该像大将军和秦布政所谋划的亩丁税制变法那般让赚钱的多缴税，亏损的少缴税，如此方是合于天道的法度？”
李文革笑道：“乔主簿大才，不过有一得不确，不是令亏损的少缴税，人家已经亏得灰头土脸了，官府再去收税于心何忍？亏损的商户，是可以不交税的，农事遇到水旱灾害，朝廷总要免赋甚至赈灾，商事亦是如此。”
乔怀礼苦笑道：“大将军，此事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商人皆是重利轻义之人。官府法度如此，谁还肯自家赚了钱，都亏钱，难道我商科还能派员一家一家上门查账不成？再者账目不过是个记述罢了，人家随手一改，赚钱便成了亏钱，一家一户如此，还可以查一查，家家户户如此，卑职这商科，岂不是要划归按察曹了？”
李文革哈哈大笑起来，秦固却一脸正色：“怀仁，你不要笑，乔主簿所句句是实，并无半句虚言。做事情总要务实，你的想法虽好，却并不合实际！”
李文革平静地扫视了两人一眼，缓缓道：“我方才过了，官府的法度，实际上乃是为了使世道均衡而设，万事皆同此理，士农工商，无不如此。所谓没有办法，其实是没有想出好的办法而已，我倒是有个想法，可以给两位斟酌，不过我的办法也只是个建议，并不是成命，要想知道这个法子是否合用，仅仅我们几个人在官署内坐而论道是不成的。我的意思，是自民间请一些商户前来，先请几个赚钱的大商户，再请几个买卖不景气或者刚刚亏了的商户，分别征询其意见，而后详加修改，再择期试行，试行一年之后，再定最终的法度，二位以为如何？”
乔怀礼大吃一惊：“商科是管制商户的衙署，要请商人们来议政？”
秦固也愕然：“怀仁，商人多是言利人，请他们来议政议法，能够有何裨益？难道还指望这些言利之辈将到口的肥肉吐出来么？”
李文革正色道：“古人既有君子人之分，便是明一个道理，世上永远都是君子人并存，便是三代圣王治事之时，天下也不能全是君子。所谓君子怀义，人重利，得乃是道德，君子怀义，治天下却不能仅仅凭借几本圣贤之书，总还是要有府库钱粮；人重利，商道之中却也要讲求诚信公道，否则便不会有各行各业行会的暗中存在。此番关外之行，文革感触良多，最为卑贱的青楼妓馆，亦有恪守的规制行矩。白了，天下不仅仅君子怕乱，人同样怕乱，一旦乱了规矩，不但大义无存，求利者也将无利可求。商科既然治的是商户，便是专门为人辈立矩的衙署，作为官员，胸怀大义是该当的，那是官员的操守；但是若治利而罔顾求利之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所行法度也必然要变成无根之水，最终南辕北辙。官府治事，首倡实际，不与被治者打交道，焉能求实得实？”
一番话得秦固若有所悟，乔怀礼虽然仍不认同，却也不再用“人言利”来搪塞推诿，他皱着眉头道：“既然大将军坚持，便请阐明方圆，卑职试着召集各方商贾试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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