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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小舅子方敬文,王加林返回银行大院。

    本来准备从院子东头的楼梯上办公楼的,他抬腕看了看手表,发现距下班时间只剩下四十来分钟,于是停下脚步,改变主意,开始走向那栋吸人眼球、招人嫉妒、惹事生非的宿舍楼。

    这栋楼是五个月前交付使用的。大楼投入使用时,确实在孝北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过惯了贫穷日子的孝北县城老百姓眼里,这样的宿舍楼那简直就是皇宫呀!很多新鲜玩艺儿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之前甚至闻所未闻。

    我们已经知道,这栋楼一共四层,在当时孝北县城,已经是最高的建筑了。整栋楼房采用的是砖混结构,这与后来流行的框架结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没办法,关金宇的建筑队当时只有这样的实力和水平。大楼坐北朝南,从西往东共有三个半单元。每个单元八套住房,三个单元就是二十四套,最东头的半个单元,则是四个很宽敞的单间。楼顶平台上立有三个巨大的球型储水罐,负责整栋楼的用水供应。

    楼房是由银行统一装修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装房,业主领到锁匙后,直接可以搬家入住。楼梯间的路灯,采用的是触摸式开关。只要用手指摸一下开关的金属面,路灯就会亮,而二十秒之后,灯又会自动熄灭。——这就让孝北县城人感到特别神奇。他们以前见过的路灯,开关要么是拉线的,要么是纽扣式按动的,开灯关灯都得手工操作一次,已经开着的灯,如果你再不动开关,它就会一直亮着,怎么可能自动熄灭呢?开灯同样很邪乎,你一定得用手指或者身上的其他部位接触到那个金属面,也就是说,必须碰到肉,如果戴着手套,或者用衣服去碰开关,路灯怎么也不会亮。孤陋寡闻的孝北县城人当然不会想到,在孝感武汉这些大中城市,还有听到声响就会亮的声控开关路灯!

    进家入户,必须通过两道门。外面是镂空防盗门,里面才是木门。防盗门和木门都是上锁的,所以,进门必须有两把钥匙。墙面和房顶做的白色乳胶漆,客厅、餐厅、厨房和厕所铺有地板砖,卧房的水泥地面刷了地板漆。主卧和餐厅的窗户是铝合金框,茶色玻璃梭拉门,客厅与餐厅之间隔着铝合金玻璃幕墙,正中间是一扇梭拉门。最吸人眼球的,还是客厅和餐厅的吸顶灯,以及卧房之间墙面上的壁灯,全部打开时,真的能给人金碧辉煌的感觉。

    因为套房总共只有二十四套,而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一百多名干部员工,在分配住房之前,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支行成立了由办公室、人事科和机关工会联合组成的住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方案的制定及具体实施。方案首先把在孝北县城有住房的职工或者配偶有住房的职工排除在外,然后设置了多项指标,对职工进行综合评分。这些指标包括职务、职称、工龄、行龄、获得的荣誉和奖励、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烈士家属、是否军属等等。不同的指标可以获得不同的分值,当然,职务分值所占的权重比例是最高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官本位特色。

    王加林最初被认定为“配偶有住房”的情形,划归没有分房资格的范围。他怒火中烧,据理力争。老婆红梅在县一中住的那一间单身宿舍能叫“有住房”吗?那就是一个临时安身之处。

    方红梅调入县一中时,学校成套的宿舍早已分配完毕,她被安排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那排简易宿舍居住。简易宿舍是栋坐东朝西的砖瓦平房,背靠花园镇装卸运输公司,面向学校的一片小树林。宿舍一共有十多间,每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住的都是青年教师,以及象方红梅这些新近调入的教师。一通间屋子,既当卧室,又当客厅,还兼做厨房,没有卫生间,内急必须穿过教学楼门洞,去学校的公共厕所。家家户户烧蜂窝煤炉子,为防止煤气中毒,晚上得把炉子提到屋子外面。王加林家的煤炉子一年四季都放在外面的屋檐下,做饭时,把油盐酱醋拿出来,就在露天里炒菜。他觉得每天把煤炉子提进提出比较麻烦。白天黑夜与煤炉子做伴的,还有那辆他上班用的飞鸽牌自行车。女儿王彤快十岁,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还与他们夫妻睡在一张床上。这样的住宿条件,能算他们“在孝北县城有住房”吗?

    王加林向住房分配领导小组陈述情况,找支行领导评理,甚至邀请他们去家里实地考察,好不容易才使自己进入有资格分房人员的大名单。不过,对于他提出的“选调干部适当加分”的建议,行领导和住房分配领导小组没有予以采纳。理由是,这种情况的覆盖面太窄,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享受。好在他有“副股级干部”的头衔,工龄相对较长,又是独生子女,综合得分进入前二十名,最终分配到了顶楼的一套两居室。

    虽然楼层不怎么好,面积只有八十多平米,是整栋宿舍楼户型最小的,但王加林还是非常满足。他毕竟是第一次住单元房,所以,拿到住房钥匙,领着老婆孩子进入新居时,他们都有一种宛若进入天堂的感觉。紧接着,就开始做搬家前的准备工作。

    结婚时,他们什么家具也没有。后来手头稍微宽裕一些了,王加林就买了两棵杉木,请别人铸成木板。木板晾干后,再找木匠打了一张双人床、一个四屉柜、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方桌和四把椅子,请油漆工做了油漆,加上之后添置的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这就是他们聚积在孝北县一中的全部家当。

    本着“能用尽用,缺啥补啥”的原则,加林和红梅多次商量反复研究后决定,定做一个挂衣柜、一组低柜、一个茶几和一个电脑桌,购置一个三人沙发,在厨房里安装抽油烟机,在厕所里配燃气热水器。初步估算了一下,五千元钱基本上可以搞定。至于空调,等来年热天到来之前再装。

    为了保证新居的美观和协调,他们把旧家具抹得锃亮,该维修的都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并忍痛割爱,扔掉了一些没有实用价值或者有碍观瞻的东西。诸如,因排水管腐烂早已搁置不用的洗衣机,底部发裂且破了檐儿的洗脚盆,油漆脱落、靠背断裂的木椅子,皮革破损、弹簧松懈、一坐一个坑儿的旧沙发,以及生了锈的饼干盒,有点儿漏水的铝鼓子……保留下来准备进入新居的,都是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的“精品”。经过用心的摆设和布局,家里焕然一新,很有个看头。他们简直觉得自己步入了富人行列,达到了小康水平。尤其是抽油烟机和热水器第一次亮相,着实让一家三口兴奋了好一阵子。王彤最高兴的,是她终于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再就是,洗澡不用坐在脚盆里了,能够站在花洒下面淋“热雨”。

    搬家那段日子,乔迁之喜洋溢在整个银行大院,家家户户都是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条件好的人家,旧家具旧家电都不要了,全部换成新的。成套的高档家具、几千元一幅的落地窗帘、平面直角彩电、卡拉OK音响、双开门冰箱……各种新玩艺儿让人眼花缭乱。

    “老银行”们比赛式地高消费,让王加林夫妇大开眼界。

    这种情景在中小学校园里是很难看到的。工作在银行怎么就那么有钱呢?加林进银行时间不长,所在部门又是“清水衙门”,对收入的变化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至于行业内部的潜规则和灰色地带,他偶有耳闻,但没有实质性地接触或者遇到过。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银行天天与钱打交道,钱进来钱出去,做的就是钱生意,弄钱自然不是太难的事情。——对于王加林的疑问和困惑,方红梅是这样解释的。

    王加林嘲笑她是妇人之见:你以为银行里那成堆的钞票能够随便抽几张带走么?银行职员经手的都是客户的钱,日清月结,每天的账目必须做到分厘不差。如果差钱,当班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不查清楚下不了班。这就是银行的“三铁”——铁账本、铁算盘、铁制度。

    “铁个屁!钢都能熔化,铁就没有被锈蚀的时候?只有你那么天真。吃不到葡萄,还说葡萄是酸的。”方红梅反唇相讥,对于王加林的解释根本就不屑一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搬家时,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自己掏钱,搬家后基本上没人上门恭贺。再看看几位行长和罗新初,搬家也好,去武汉买家具也好,去孝感买家电也好,哪家不是企业派车派人、厂长经理轮番上门?谁知道那些家具家电是他们自己买的还是企业送的?你又说得清楚他们收了别人多少礼金?”

    王加林无言以对。

    虽然方红梅的观点有些偏激,但女人看问题的眼光有时候还是很毒的,这点他必须承认。

    搬家那段日子,进出银行的大卡车的确都是企业的,基本上看不到出租车。眼见别人家门庭若市,而他们家门可罗雀,心里也的确产生过不平衡,但方红梅的“葡萄理论”,还是伤了王加林的自尊。

    也不是完全没人向王加林献殷情。

    搬家没几天,余丰新就来找过他,看他家里窗帘没装,就提出帮他们装好,因为支行办公楼正准备装窗帘,费用可以记在一起,由支行统一结算。

    王加林没有同意,搞得余丰新非常尴尬。

    事后,方红梅骂他装清高、假正经,余丰新提出用支行的钱给他们装窗帘,肯定是想借机把自己家里的窗帘也一起装了。王加林回绝之后,余丰新也没有机会搭这趟顺风车,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王加林振振有词,声称自己不是那种存心想吃别人家葡萄的人。别人家的葡萄,吃不到也就罢了,不吃更安心,吃了反而会睡不着觉。他一直坚守这样的观点,并以此来回应方红梅的唠叨。

    虽然搬家期间没人上门,但完全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家还是热闹过一阵子。亲戚朋友接连不断地来参观和拜访,让他们经常忙得整天脚不沾地,有时焦头烂额,有时不亦乐乎。比方,加林的母亲带着他的同母异父妹妹从保定来过,红梅的父母带着她的小弟弟敬武从方湾镇来过,加林的父亲、继母带着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妹妹从潜江来过,红梅的妹妹腊梅抱着正在吃奶的儿子来过,方敬文、李华和亮亮一家三口来过,人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带着B银行、C银行和D银行的办公室主任来过。还有师范时的老同学,牌坊中学的老领导、老同事。早已定居美国的王加林的亲姐姐王加花第一次回国,本来说好也要来孝北县城看望他们的,后来因为身体上原因,以及沟通中出现了一点儿误会,最后没有成行。这事有点儿复杂,加上不是特别愉快,我们暂时搁置,等后面有机会再说。

    家里来了客人,食宿是必须安排的。关于吃饭,时间充裕就自己买菜在家里做,时间紧张或者人数较多,就去街上的餐馆。住宿不成问题,家里那么宽,多准备几床棉絮和棉被,直接打地铺。还有一个比较固定的项目,那就是打牌。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们一般都想打麻将或者“斗地主”,这也是主人必须安排的。

    加林和红梅是在牌坊中学学会这两种游戏的。麻将和扑克一度成为他俩和门卫老宁、部队抽水房广广消磨业余时间的主要娱乐工具,四个人都在的时候就打麻将,差一个人的时候就“斗地主”。赌博犹如吸毒,不管是大赌还是小赌,沾上了就会上瘾。无论是在牌坊中学,还是后来住花园镇,也不管工作、学习和家务有多么忙,两个人总会忙里偷闲玩上几把。赢钱时高兴,输钱时扯皮。打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红梅老师,在县一中和银行里都有相当固定的“麻将班子”。一声召唤,大家都会迅速聚到一起,团团围坐,乐此不疲。所以,陪客人打牌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两个人抢着上场,有时还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山朝,水朝,不如人来朝。已经扬眉吐气的王加林和方红梅,从来都不拒绝别人来见证他们的风光。不过,也有两类客人不受他们的欢迎:一类是推销产品的,另一类就是来找他们借钱或者要求贷款的。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王加林被聘任为支行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牵头副主任。在支行印发的聘任文件中,他和余丰新的职务都是办公室副主任,只不过他的职务后面多了个括号,加了“主持工作”四个字而已。为表述方便,我们暂且还是把他当成是办公室主任吧!那么,办公室主任究竟是多大一个官儿?有多大的权力?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

    银行虽属企业,但在管理上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也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各级行的办公室都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的综合部门,协调左右,联系上下,沟通内外,服务领导,服务机关,服务基层。没有人做的事情都该办公室做,没有人管的事情都该办公室管,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管部”。作为部门负责人,办公室主任除了做好公文处理、会议组织、行政后勤这些日常事务以外,还要充当行领导的智囊和耳目,当好参谋与助手。通俗地讲,就是履行“********”的职责。忙,是办公室主任的标志性特征。至于权力,可以说很大,因为办公室主任是领导身边的人,能够“通天”;也可以说很小,部门负责人毕竟属中层干部,大小事都得向行领导请示汇报,特别是遇到要花钱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擅自拍板。这些套路和门道儿,做过机关工作的人一般都很清楚,但没有在机关呆过的,可能就是一抹黑。

    当官的人往往都喜欢揽权,恨不得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权,才会有人来找来求,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才会取得更多的利益和灰色收入。钱权交易,权色交易,都离不开一个“权”字。人民教师出身的王加林在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开窍,也许他还没有真正享受到“权”带来的好处,没有切身体会“权”的用途和威力。面对炙手可热的权力和大权独揽的机会,他却近似于麻木。用旁人的话讲,就是政治上表现得比较幼稚。

    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的工作职责,笼统地讲,也是办文、办会、办事三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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