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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县工业委员会，这个事情也许会发生转机。
费仁强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听到自己要上调县城后，及时地采取措施，这本来是对的。但他却所托非人，如果费仁强亲自出面，与胡菊芳陈说厉害，想来一个女农民也不会做出反抗的事情来，毕竟，她也属于分了钱的人，属于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跑不脱。
当然，费仁强并不知道胡菊芳在中药材厂有那么大的作用，在费仁强看来，这类极其秘密的账目应该由表弟程继先自己保管着，哪知程继先管不住自己的老2把别个的女人给上了，这就惹出了事来。
费仁强出事，自始至终都与赵无极没什么关系，只能怪费仁强命不够好，即便后来他主动修复与赵无极的关系，也无济于事，因为太晚了。
费仁富作为费家嫡系长子，远比费仁强心狠手辣，可以说完全继续了旧时代袍哥江湖的手段，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二十年前，费仁富知道自己必须留在村里时，就开始积累和培养自己的人脉，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佳成是村长，但他的理想就已经定位在了支部书记一角。
那时，才19岁的费仁富每隔几天就要跑到当时的支部书记家去汇报一番思想（在当时，这是觉悟高的表现），夏秋两季去书记家时，提两条斑竹河里的鱼，或提一只野味，或买包好烟，很快就将支部书记给俘虏了，再加上支部书记的儿子或其他兄弟的儿子都不太成气候，支书也就顺理成章，重点培养费仁富。
前任支书因为年纪大，准备辞职之时，就推荐费仁富担任支部书记，但是，当时费仁富的父亲费仁成还当着村长，而且费佳成的年龄并不大，刚好60岁。总不能一家人把书记、村长都当着吧？
这时，费仁富向费佳成算了一笔账：“老爸，你这个村长最多还能干个五年，让面就得叫你让位；现在，你把村长让出来，我就能当支书，而且我年轻，一当就可能几十年，而且，支书比村长更大，这笔账，你老不会算吧？”
费佳成一想，这是个理唉，于是，便辞了村长。
费仁富担任支书伊始，正是华夏发生巨变之始。最初的两年，费仁富还是比较本份，没敢做什么非法的事情。但是，有次他去卢江开会时，一个城郊乡的支部书记拉他去茶馆打牌，顿时就打开了他的视野：尼媒，还可以这样挣钱啊！
当时，费家已经有了一座四合院，即后面的那些房子，要在家里开一个赌馆，房子到是够的。但是，费仁富并没有急着行动，因为他也知道，政府是禁赌的，如果抓住自己开赌馆的话，不但支书位置不保，说不定还得吃牢饭。
于是，费仁富便与自己的铁哥们，即那个费宝华的父亲费仁礼商量，准备搞这个事情，但得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就是在家里挖一个地道直通房子后面的竹林，政府从前面来，赌博的人从地道钻进竹林，就等于龙游大海。
经过两年的谋划以及准备，这个乡村深处的赌馆终于在1981年的冬天正式开业。
这时，国家某些方面的政策开始严格起来，譬如计划/生育，譬如砍伐树木，譬如宅基地，这些政策，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但是，华夏对农村的治理，向来只能达到县一级，新华夏才进入到乡，至于村，过去则由士绅说了算，新华夏则由支书和村长说了算。
因此，哪怕国家政策是再高的高山，也得经过费仁富执行是不？因此，费仁富把这些政策作为他的“大棒”或“胡萝卜”，很是威胁或团结了一批人。
只要是听话的，想要个二胎甚至三胎，那还不简单？如果是不听话的，你们家修房子想砍一棵树都不行，否则，你上午砍树，下午就会被派出所给铐走。
至于费家的赌窝，也因为上面的因素，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再说，你去告能告个什么呢？农村里本来就有赌博的习俗，以及还有很多其他的陋习。
而费仁强年轻时积累的人脉在赌博事业中终于大放异彩，譬如“放水”，有的人输得太多，还不起怎么办？自然得有人帮忙去收债，拆房牵猪是最简单的，卖儿卖女也不是不可能。
事实上，斑竹河村那些还不起赌债的人家，有近十家人的女儿都是费仁富“作媒”远嫁绥蒙的，至于那彩礼，当然就由费仁强拿来抵赌债了。
而康明全，则正是掌握了费仁富开赌馆、逼得乡邻妻离子散的证据，才被费仁强下决心给杀掉的。不过，这样说似乎也不恰当，在斑竹河村，知道费仁富这些恶行的人并不少，但并未遭到费仁强的报复。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