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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节堂之上又是一番激烈的争议，不过还好，一切大致已经决定。
监军使张居翰双眼作凝思状，越过节堂，直透天际。
“二十七......”又是一只麻雀掠过院外的树梢，然后飞出了视线之外。张居翰回了回神，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扫视一遍堂上诸将，继续饶有兴味的盯着院外那颗老槐树。
一上午的军议结束，结束前刘仁恭按惯例转过头来问：“监军，你看如何？”
张居翰颌首：“好。”于是军议完毕，他也起身，跨上刘仁恭送给他的一匹河曲马，缓缓返回监军府。这匹河曲马来自陇右，浑身栗色，极为神骏，对这匹马张居翰还是非常喜爱的，对于送马的刘仁恭，他也很是感激。
这个时代，中官已然失去了当年的威严，能够和刘仁恭相处融洽，不被赶走或是干脆杀掉，已经是自己这几年孜孜努力之后的最好结果了，殊为不易。
中官监军藩镇是天宝年间真正形成的朝廷常制，朝廷在各处藩镇设监军使院，派驻内廷中官。监军是天子家奴，又身为刑余之人，对皇室的依附性远远超过别人，相对而言，皇帝用起来比较放心。作为天子外派的重臣，监军不仅有限制地方权力的职责，还担负着调和藩镇内部的任务，同时，监军还是“沟通中外”的重要渠道，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
大唐是一个监军味道浓郁的朝代，监军们手中秉持的权力极重，一度达到了可决藩帅生死的程度，比如边令诚之于高仙芝和封常青；也可定节度使藩帅高位的归属，如贞元年间监军使朱希颜、俱文珍先后举荐李万荣、刘逸准为宣武军节帅旧事；最盛之时，监军们甚至有匡扶社稷的定鼎之功，比如程元振之于肃宗、鱼朝恩之于代宗。
但张居翰没有赶上那个对监军使们来说最黄金的时代，他很遗憾的生在了这个唐末乱世，他出任监军的时候，正是大唐各地监军使们江河日下的时期。
张居翰生于大中十年，那是大唐显露出最后一段“中兴气象”的时代，在宣宗皇帝的统治下，大唐重新焕发了青春，皇帝整治了延续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收复了河湟地区，平定了吐蕃的兵乱，就连一贯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都服服帖帖，不敢稍有异动。
掖庭令张从玫收养了他，后以恩荫入宫服侍皇帝。到了僖宗朝，张居翰以办事认真、一丝不苟赢得了大宦官、神策军中尉、左监门卫大将军田令孜的赏识，官至枢密承旨、内府令，天子赐服绯，恩宠有加。到了中和年间，他被派驻幽州，出任卢龙军监军使，成为一方大员。
可这个时候的藩镇已经不比宣宗朝的藩镇了，历经懿宗、僖宗两位荒唐天子，又经逢黄巢乱兵，朝廷的威严早已丢失殆尽，各地藩镇对朝廷的敕令早已不屑一顾，于是，想做一番事业的张居翰处境艰难。
张居翰在卢龙军任监军使十多年间，先后经历了李可举、李全忠、李匡威、李匡筹、刘仁恭等五位节度使当政，遭遇李全忠叛乱、李匡筹叛乱、刘仁恭叛乱三次卢龙高层的兵变更迭，早已学会了明哲保身的缩头鸟处世方法，如其他各镇监军们一样，战战兢兢的生活在各大藩帅的阴影之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尤其到了刘仁恭为帅的这几年，事这位大头军出身的大帅更加谨慎恭敬，张居翰终于算是得到了这位节帅的认可，不用再为小命发愁。当天子日益窘迫的时候，他甚至得到了刘仁恭“强行留任”的庇护，得以远离长安那个权力斗争的漩涡。
当然，能够得到刘仁恭的认可，全赖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甚至两眼全闭的处政方式，他谨守两个凡是，即凡是刘仁恭不让他知道的，他装作不知道，凡是刘仁恭想让他知道的，他一定说“好”。比如去年南征魏博之际，大帅刘仁恭暂时性的遗忘了他，他也同时遗忘了自己的监军使命，没有向朝廷发出一个字的文告，又比如这次抵御宣武军的进犯，今天在面对大帅“向朝廷发文，申求大义”的要求时，他满口应“好”。
张居翰回到监军使院，用罢餐饭，来到书房，略略思忖之后，提笔开始写奏折。
张居翰知道这封奏折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奏折发到长安后，就算天子想管，朝廷也完全不可能有那个实力去过问，更何况天子境况窘迫，朝政几乎停顿，枢密使宋道弼等中官和宰相崔胤为首的朝官正在激烈争权，可以预计的是，这封奏疏上去之后必将尘封而无人过问。
但在张居翰心里，这份奏疏是写给刘仁恭看的，是以他的用语和词句都要符合刘大帅的想法，既要怒斥宣武军无故北犯、趁人之危的不义，又要宣扬卢龙军不惧入寇、坚决抵抗的决心，着实花了一番心血。写罢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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