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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也好有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对，大哥说的对！”曾国华叫着，“四哥你这次回去，一定要多多征募些人马。现在情势危急，不行就采用老九的方式，多说饷银，没有怕银子烫手的。”
曾国潢犹豫了一下，看着大哥，“招兵好说啊，可是这个征饷我怕是会遇上一些人的阻挠了。前番征饷的时候，就有人已经不高兴了，再征下去，只怕光靠磨嘴皮子不行。”
“朝廷有难，匹夫有责。”曾国藩使劲儿一捋胡须，“先好好地讲，讲不通就抓，不出银子不放人。这些人，平时满肚子的礼仪道德，真的到了关键之际，却是忘了一切，只想着自己。”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个主意。
“征饷从大户身上打主意也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另辟条路。”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看看褚汝航，“彭玉麟去了广州定购大炮，银两也还有空缺。战事一打起来，需要银子的地方就更多。你现在开始，一方面督训水勇，一方面在附近要路之上开始设立关卡，收取来往人等的厘金。陆路收卡捐，乡镇就收饷捐、房捐、铺捐，还有水路的船捐也要收。我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舍生忘死的拼命，他们也总要都尽份力气。”
“怎么样，季高兄，”曾国藩把头转向一直悠闲地看着眼前一切的左宗棠，笑着问到，“我这也称的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吧？”
说真的，左宗棠还是真佩服曾国藩的这手。这个曾国藩，平素总以儒学、理学大师的气概教导别人，可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不过，曾国藩的主意，在一定意义上讲，又真是个办法。
左宗棠很清楚，由于大清承袭了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均来自于地丁。而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完全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就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种田的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的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官商勾结，又直接导致了吏治的腐败。
如今曾国藩采取压榨商人，弥补军费空缺，的确是一个创举。如果厘金抽的合理，倒也自不必说。可是他太明白这个朝廷的陋习了。再好的事情只要经过歪嘴儿的和尚把这经一念上，那就成了灾祸。早晚是个杀鸡取卵的主意。
左宗棠没有心情谈论及以后，他也管不到那一层。他听曾国藩向自己发问，也就呵呵一笑，“涤生兄就是大手笔，想的总能是那么多。”
“不敢当，能得到季高兄的称赞，我是万分荣幸啊！”曾国藩捻着胡须，得意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