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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他们往往自称太上老君的化身李弘降生为圣王,组织起义。著名的东晋孙恩、卢循起义,就是以五斗米道为组织形式而发动的。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上层亦多有信奉道教者。如东晋哀帝、简文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高等士族如南方的琅邪王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陈郡殷氏,北方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京兆韦氏,都信奉天师道。道教遂开始由民间宗教向统治阶级宗教转化。但是,天师道存在的教义混乱、修行困难、组织涣散、科律废弛等问题,都难以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于是,东晋中叶至南北朝初年,出现了道教改革。改革的内容,大体上是南方重经法义理,制作教义,北方则讲究礼拜功德、清理道规。

    东晋以前,道教经典颇滥。葛洪(约283~363)《抱朴子》所记各类道经,有二三百种,一千四五百卷。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始,杨羲、二许(许谧、许□)制作上清经及“真□”(即所谓老君亲授之语)。其后,梁陶弘景(456~536)在此基础上撰《真诰》,遂建立道教中的上清派。上清派既重视诵经、修功德,更以存神为主,认为使百神守身,可长生不死,飞升太清;并主张简化修行方法,贬斥旧天师道的房中之术。东晋末,葛洪孙葛巢甫又制作灵宝经,刘宋陆修静(406~477)“更加增修,立成轨仪”,建立了道教中的灵宝派。灵宝派受上清派影响较大,但也有重符□科教、重劝善度人、修行方法更简明易行等特点,因此广泛传播。

    上清派和灵宝派都重视对道经的整理和分类。陆修静撰《三洞经书目录》,为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这一时期,出现了三洞四辅的道经分类法。三洞即洞真(上清经)、洞玄(灵宝经)、洞神(召劾鬼神之书);四辅即太玄(洞真)、太平(洞玄)、太清(洞神)、正一(对以上六部的补充)。三洞四辅,是以后一千年所承用的道经七部分类法,又意味着经典的品级和修行的次第,也具有区别教派的含义。

    道教在充实发展教义教理的过程中,大量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三世三界说,同时也吸收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陶弘景就曾极力主张“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儒、释、道应三家合流。

    北朝道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寇谦之(365~448)。他受南朝灵宝派的影响,制作《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经八十余卷,在经义经理方面无多创新。但寇谦之却明确声称要清整道教,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严格斋戒礼拜,使道教组织更为严密,教规教义更为完备。经过他的整顿,道教更加适应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南北朝道教组织形式的另一变化,是祭酒制的衰落、道馆的兴起及道官的设置。刘宋陆修静设立的简寂馆、崇虚馆,是正式见于文献记载的道馆。道馆在北朝称之为道观。隋统一后,亦改南朝道馆名为道观。道观一词,遂为历代沿用。道官的设置,始于梁。梁在中央设大道正,在州郡设小道正,大小道正往往即是道馆馆主。北周有司玄中士、司玄下士,掌道门之职。

    经过南北朝在经典、教义、教仪、教规、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改革,奠定了道教的基本格局,道教因而成为被统治阶级所崇奉和利用的宗教。

    隋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道士焦子顺、张宾虽曾预言他当为天子,但杨坚幼年曾受尼智仙抚养,认为释氏的功劳更大,所以隋初佛教的地位又高于道教。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佛教和道教并重。很多道士得以方术进用。嵩山道士潘诞为炀帝合炼金丹,所费巨万,六年不成。杨广为晋王镇守扬州时,曾邀茅山道士王远知相见。以后炀帝至涿郡(今北京),又召见王远知于临朔宫,亲执弟子礼。炀帝南巡扬州,王远知进谏不宜远离京都,炀帝不听。隋末农民起义军中的一支曾利用道教“李弘为天子”的预言,进行反隋斗争。

    隋代继承南北朝的道教经籍,但搜集到的道书为数不多,计有经戒、服饵、符□等,合计三百七十七部,二千二百一十六卷。隋代道士讲经,以《老子》为主,其次讲《庄子》、《灵宝经》、《升玄经》等。

    唐王朝建立后,道教的地位即升于佛教、儒学之上。从高祖以后,经太宗、高宗,除武则天一度偏尚佛教外,道教一直在持续发展,玄宗时达到了最高峰。道教的教祖李耳地位之尊,道教代表人物之多,道书编撰之繁富,可称盛况空前。道教文化已渗入上层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此为道教最为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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