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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伯并无“怯懦惧战”之罪，则势必证明导致其“令诸军回避”的客观实在性，亦即大明的卫所军制已然没落到惨不忍睹，严重影响到了大明军队战斗力的事实。
而牵扯出了大明“没落的卫所军制”的事实，才能给予弘治皇帝来“改一改这不合理的祖制成法”的一个合理借口与契机——平白无故的，突然说要改了“祖宗成法”，你有病吶！
弘治皇帝于前几日的早朝中，突然透露出了“平江伯貌似没有’‘怯懦惧战”之罪，莫非朕当真是错怪了他”——他这原来是在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大臣们的反应，没有超出弘治皇帝的预料——他们异口同声的反对，认为平江伯不可能没有“怯懦惧战”之罪。
大臣们不是“愚蠢的易瓜瓜”，多年斗智斗勇的政治生涯，早就锻炼出了他们听风便是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高超本领——若是承认弘治皇帝对平江伯的“错怪”，则给了弘治皇帝去证明“没落的卫所军制”不得不“改一改”的机会！
弘治皇帝静悄悄的将平江伯以“怯懦惧战”之嫌拿下诏狱，其真实目的，终于在这样一次毫不起眼的朝会中，引起了大臣们的警惕。
“百年祖制，先帝成法”，这不过是一句屁话，大臣们有大臣们的“考虑”——卫所军制，受害的只是底层士兵，以及由此带来的羸弱的军队战斗力，受益的却是世袭军官阶层，以及广大文臣们——由卫所军制所衍生出的文官监军制度。
卫所军分散驻扎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延万里的边防线上，在行动迅速、出没无常的蒙古骑兵的突袭下，仓促之间难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抵抗。再则，卫所军平时兵将分离，遇有战事“临时调拨”，“兵将不相习”，故在作战时将帅无法有效的发挥指挥职能。
为了应对与蒙元势力的长期战争，一种新的军事制度——总兵镇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总兵镇戍制度在战争实践中运用起来虽然卓有成效，但由于“九边”总兵官都统领数万乃至十数万人的大军，这就又带来了令一个棘手的重大问题：即如何做到既能驱策各镇大军为朝廷守边御敌，又不至于出现总兵大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局面？
于是乎，文官监军制度又应运而生了——这个制度的诞生以卫所军制为母体，而取得部分武人权柄的文臣，又反过来将武人地位压得有些“十分低下”了！
威宁伯在同弘治皇帝的“谈话”中，虽然看起来只是在说武人地位，实际则是将矛头指向了卫所军制，亦即卫所军制的“受益者”——世袭世袭军官阶层与文官集体。
弘治皇帝想要来“改一改”这“没落的卫所军制”，但大臣们“都不大同意”——这是开明皇帝同既得利益的大臣们之间的矛盾，亦即改革派同顽固保守派之间的矛盾。
弘治皇帝进行了初次的试探后，得出了一个“果然如此”的结果，便不慌不忙的进行了他的“第二步计划”：着锦衣卫查一查平江伯“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的事儿，这是他对大臣们进行的“沉默的反击与胁迫”——你们敢不同意老子去证明平江伯没有“怯懦惧战”之罪，老子就敢继续借着平江伯发挥，查一查你们这帮王八蛋“出海走私”的事儿！
大明的海禁，终于在这件事儿上为弘治皇帝谋了一回福利——参与“出海走私”，或与“出海走私”有利益牵扯的大臣们，已然多到了——“你别查了，我们同意你去证明平江伯没有“怯懦惧战”之罪便是”的地步！
平江伯以“怯懦惧战”之嫌入狱，到今日牟指挥使交代王花花与王睿“全力搜集平江伯并无‘怯懦惧战’之罪的证据”，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局，“一部电影”——弘治皇帝是“编剧与导演”，平江伯是“男一号”，牟指挥使与保国公“倾情加盟、友情客串”，那礼部尚书傅瀚，在这部“电影”中，又扮演了一个神马角色——他向王花花与王睿透露平江伯“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的消息，而牟指挥使在知道他二人竟然按照傅尚书大人的“建议”办案后，臭骂了他二人一顿，却仍是着他二人去查一查平江伯“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的事儿，这才有了之后的一系列变化。
酿了隔壁！
王睿明白过来，便于心底大骂：礼部尚书傅瀚，原来同弘治皇帝也是一伙的——这厮，扮演的是“反面角色”，以“同平江伯有过节”为“既定角色”，负责在“某个适当时候”，将平江伯的“怯懦惧战”引导至“同京中巨贾走得太近”的事儿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