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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的最里边是一个和整堵墙一样大的书架，上面排列着有关爆炸物化学品的书籍、枪械杂志、一个急救箱、两副手铐、三把长刀，还有一个安装在三脚架上的机关枪红外夜光瞄准器。这种瞄准器能将夜间物体所反射出的微弱月光或星光放大5万倍，其效果可以使，譬如，距离半英里外的烛光看起来和太阳一样亮。书架的正中镶了一面窗，宽1英尺，高1.5英尺。几位行家一眼便知这是一扇“单面窗”，即警署审讯室墙上安装的那种能从外面看见里面，而不能从里面看见外面的窗户。但是眼前这扇“单面窗”却是什么也看不见。
这座钢筋水泥建筑的外面一扇窗也没有，为什么倒在里面安了一扇？地堡的主人到底想要看见什么？
布鲁恩警官又开始里里外外地踱步。“尺寸仍然不对。”她对另外三个人说，“还差了大约乘8平方英尺的一块面积，而且就在书架后面。”
克劳德·巴拉迪仔细地观察窗玻璃四周抹缝的材料。“我知道这玩意儿，高度隔音的。”他用手指关节轻轻地敲了敲“单面窗”，“听见了吗？这不是单层，也不是双层，起码是三层。”他指的是玻璃的厚度，“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在窗户的另一面，你可能完全听不见这一面一台5千瓦发电机的轰鸣声。”
还没等他们找到可以进入或窥视“单面窗”另一面的门路，一位值班警员进来向巴拉迪署长报告说，旧金山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的二男一女共三名技术员已经到达，正从车上往下卸仪器设备。巴拉迪署长指示，如有可能请他们立即开始工作。又转身对地堡里的几位道：“等他们把这两间屋子都检查完了，我们再回头寻找窗户的谜底不迟。”
一名技术员往他的双手上套上了乳胶手套，他很快就在“单面窗”上发现了一个指纹，非常专业地用小刷子扫去验指纹的专用粉末后，闪身站在一旁让艾琳·布鲁恩拍照。
艾琳从她的一次成像机中抽出现场的第一张指纹照片，她瞥了一眼腕表，在照片的背面详细地写下拍摄日期、时间、地点、位置等等，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送到大松树下。巴拉迪署长拿起办公桌上的放大镜，一面浏览一面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不连贯的字：“成人——左手——食指——我想是吧。”
从“单面窗”上采集到了更多的指纹，还有一些不完整的掌印。看得出来，有人曾经用两只手扒在窗户上往里张望。
巴勃·邦宁警探长报告说，他已经与海军陆战队有关方面联系过了，对方答应将尽快送来莱钠德·勒克和伍其达的指纹及档案。艾琳·布鲁恩汇报说，她正在调集加利福尼亚州内各地的失踪人员档案，包括他们的指纹、血型、牙医病案等等。
室外组已经收集到的物证包括：在车道旁发现的两块人骨，在堑壕里找到的一架照相机，机内的胶卷已送回警署冲洗，还有一张不完整的白人婴孩照片，背面写着：“思蒂芬妮·詹妮·卡尔，三个半月，1981年7月。”室内组从木屋客厅墙上和厨房地板的弹孔里掏出三颗点二二子弹，在主卧室的床垫子下面发现了一本莱钠德·勒克的日记。
巴拉迪署长一面吩咐他的部下再从警署搬来两张桌子，一面坐在大松树下的办公桌前，翻开莱钠德的日记：
莱钠德·勒克，一个慢慢被人们淡忘的名字，一个逐渐被世界遗弃的名字。
这已是我逃犯生涯的第二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同样的枯燥乏味，同样的苦闷烦恼，却依旧同样的手中握着死亡，心中充满幻想。我已变得更老、更胖、头顶更秃，但却没有变得更加聪明。我该向何处去？但愿不会有人因为这些离奇的怪事逮着我，否则……我将自杀。
钓鱼行动完成——谋杀乔斯·甘纳。
我正在计划建造一所羁押**隶的监狱。它将为我提供各种性享受的设施，同时保障我的物质需求，使我免遭核战争的侵袭。
我理想中的女人应该是绝对的服从，只做我让她或允许她做的事。
和一个绝对服从的女人zuo爱，你感受到的将只是无限的乐趣与和谐，永远不会有失望和挫败。
今天我雇了PP1、PP和PP，把他们带来这里。
蒙然达项目：我将筹建一个“地堡”网络。在每一处储备足够的武器和食品，并囚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集厨娘、女佣和清洁工于一身，兼为我提供性服务。核战争一旦爆发，这些女人们就将为我怀孕生子，并繁衍出一代新的人类。
“蒙然达项目？”作为一名警察，首先出现在克劳德·巴拉迪脑海里的是《蒙然达权利书》——“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他在心里把权利书复诵了两遍，也没找出与“地堡”网络的联系。一个闪念之间，他记起了在地堡密室的书架上看到的一本小说，约翰·福尔斯的《收藏家》。故事的主人公热衷于收集蝴蝶标本。他绑架了一位美貌女子，把她关押在地窖里，地窖的入口处有一个伪装的书架。后来那女子死在了地窖里，她的名字就是蒙然达·格利。
那么，PP1、PP和PP又是指的什么呢？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是三个人。
星期三下午点，负责“勒克-伍专案组”旧金山方面工作的警探长埃德·鄂多雷茨走进了联邦调查局的会议室。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已经两天没刮的胡茬子，把带来的0多份资料交给离他最近的一位官员，请他依次往下传。埃德·鄂多雷茨转身在黑板上画了6个水平排列的圆圈，分别注明“香港”“夏威夷”“约克夏”“卡尔嘉利”“多伦多”和“芝加哥”。
“我们有一个重案在逃犯，他的名字叫查理·其达·伍。关于案情到目前为止的进展都在你们手上的资料里。”埃德·鄂多雷茨指着黑板上的圆圈继续说，“伍的父亲住在香港，是一个富有的电器商。香港也是伍的出生地。伍有不少原海军陆战队的战友在夏威夷，他的舅父一家在英国的约克夏，他还有两个姐姐分别住在加拿大的卡尔嘉利和多伦多。但我们目前所查到的伍的最后行踪，是用‘迈克·基莫托’这个名字从旧金山飞往芝加哥。”
“伍以前去过英国吗？”
“1970年他在约克夏上中学，所以你们中得有一个人和苏格兰场打打招呼。他的父亲与几乎所有的英联邦国家都有生意上的往来，这很可能会是一场全球大搜捕。我将随时向诸位提供最新的案情进展。”
6月6日，星期四，汤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鲁恩第二次走进钢筋混凝土地堡的密室。凭借着犯罪现场实验室的技术员们安装的照明设备，他们很快便在那个固定在墙上的急救箱后面找到了“开门”的按钮。约三分之一的书架缓缓旋转开后，一扇小门出现在他们眼前。门很窄，汤姆必须侧着身子才能进得去。狭小的房间里靠墙放着一张光板木床，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屋里还有一只盛水的塑料罐、一卷卫生卷纸、一个化学马桶、一条肮脏的毛巾、一瓶空气清洁剂和一瓶避蚁剂。
门的背面漆成灰色，与水泥墙和水泥地板的颜色相似。光秃秃的墙上除了那扇“单面窗”外，连电源插头都没有。一堵墙的顶端靠近天花板的位置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气孔通往“工作间”的出口被挡板遮盖着，这种巧妙的设计可以使空气流入土牢，但光线却进不去。
汤姆·埃森曼关上门，在床板上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没有光没有声，甚至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除了“死亡”二字，他想象不出还有别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眼前这个牢狱。不，这个坟墓般的所在——死一样的黑暗，死一样的寂静，死一样的凝滞。这简直就是一**棺材！
汤姆从土牢里出来。当门和书架敞开时，可以通过“单面窗”看到里面。汤姆让艾琳进去，关上门。
汤姆发现“单面窗”的窗框缝里藏了一个小小的按钮，轻轻一按，土牢里传来艾琳的声音：“墙上，有人写下：克立夫，邮政信箱49。”
汤姆让艾琳关掉手电筒，土牢里顿时漆黑一团，无论汤姆如何努力，他也无法从“单面窗”中看到任何影像。汤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拿过那只夜光瞄准器。凭借着这台高强度的仪器，汤姆隐隐约约地观察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粉红中透着紫色的艾琳的轮廓，但仍然看不清土牢中的其他物体。
汤姆·埃森曼记起他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四周围没有任何光线和声音的状况下，一个人很快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丧失理智，丧失意识，最后神经失常，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汤姆想，倘若我被关进了这座土牢，我能够支撑多久？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然后我就会彻底崩溃，彻底屈服，我就将心甘情愿地做任何事情——只要能放我出去！
莱钠德·勒克的母亲格罗丽娅·爱伯林突然来了，她要找汤姆·埃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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