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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神圣，以神圣的法律治国，国家必然有持久的繁荣和稳定。统治者的智力是有限的，法治的力量是无限的。“处无为之事”收获的却是无所不为的成果。与之相对的是“有为之治”而有为之治是所有阶级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它强调的是统治者以一人之心或少数人之心奴役天下人之心。有为的背后是个人英雄主义，是英雄史观。有为之治正是阻碍社会发展，产生历史悲剧的根源。
现在，人们对老子的“无为”思想认识不明，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余毒在作怪，人民群众还没有真正觉醒的缘故。统治者的有为观念，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而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又必然导致政治**和社会混乱。
“处无为之事”是言“治”“行不言之教”则是言“教”和“不言之教”相对的是设言施教。设言施教是统治者希望利用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思想观点进行表面说教。有人说，言教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和思想控制的拙劣形式。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表面的说教不可能触及每个人的心灵，彻底改变并巩固所有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造就真正意义的人和健康向上的社会。“不言之教”则是通过每个人的自身练功实践活动去参悟大道，实施自我教育，并自觉自愿地摒弃与客观规律相违背的自我意识，使之逐渐统一到客观规律上来。所以“不言之教”所追求的教育成果是创造全社会的共识，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因为世界的根本规律是至诚不移的。这一共识的形成必然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不言之教”实际上是将人类的品德修养付诸解放心灵、求证大道的实践过程之中，是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
“不言之教”关注的是人的灵魂，但又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信徒信奉的是上帝和真主的说教，说教即“言教。”值得辩明的是，佛教和道教的根本，不属于宗教。宗教是讲世界是由唯一的神创造的，如基督教的“上帝”、教的“真主”佛教和道教则不同，佛教是讲世人皆有佛性，人人可以修身成佛。所谓佛，是大彻大悟的人，而不是主宰世界的神。道教讲修道成仙，所谓仙，是通过自我修炼塑造出了与自我对立的阳神的人，这一阳神就是朴，也不是世界的主宰者。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成佛和成仙的人物，但他们要么是师徒关系，要么是同学关系，都是自身修炼的结果，他们之间只有境界的不同，没有身份的不同。佛教和道教虽然也具有太多的“言教”即鬼神说教的成分，但这只是后期的演化，其根本还是没有脱离“不言之教”奉老子为始祖的道教已经偏离了老学的宗旨，成为和佛教相通的具有出世思想的组织，但是，他们的出世思想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总之，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以及佛教、道教，都是老子朴学的未完成式，它们或深或浅地解释了对大道的认识成果，但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消除宗教，让人类文化归结到老子朴学思想上来，世界才会和谐有序，人类才能消除信仰危机，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不言之教”的宗旨，是要求万物之灵的人充分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通过自身实践去开启那个真实存在的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心灵家园，并利用潜在的智慧，来指导人生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实现“小国寡民”的人间天堂而创造人生价值。“不言之教”既使灵魂有所寄托，又不去为了灵魂得救而牺牲了尘世生活，因而是积极的、科学的、无与伦比的施教措施。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实践和认识的高度统一，是基于微观认识论并通过自我身心健康来检验真理的。“处无为之事”是法治“行不言之教”是德治。只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才能确保人类的和平及人生幸福。“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世界上最科学的方法论，也只有真正体悟大道的老子才能揭示出这一哲学方法论。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万物涌现而不躲避矛盾、推脱责任，真朴生成而不占为己有，追求有为而不恃自我之智，功成而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不居功自傲，功勋才永不磨灭。“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是说圣人有功而不居功，人民却把功劳记在了圣人身上。正如泰戈尔所说：“你从不寻求名声和崇拜，可是爱之神却发现了你。”相反，若是居功自傲，有功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