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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裸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2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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