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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叫陈可，八五后，出生于四川攀枝花，生长于单亲之家。但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原本叫陈可依，依靠的“依”，小鸟依人的“依”，我很不想喜欢这个字。
这事还得从我去北京说起。
我和所有北漂人一样，去北京，是追求让我为之向往且梦寐以求的一切，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种“用学历改变命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何况我妈妈原本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因为时代的变迁她留在了攀枝花，认识了我爸爸，生下了我，自此再没回过北京。
这件事便成了促使我“回到”北京的催化剂。
说起我妈，她也和大多数中国家长一样，虽然自己这辈子输了，却希望孩子能赢，希望我能“回”北京，这一点和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不谋而合，希望能在北京土生土长，有北京户口，有祖上留下的房产庇荫，还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记得高三那年，我高考失利，我妈说，要是我能有个北京户口，以我的分数，北京的大本是没问题的，可惜我是外地户口，要比北京孩子多努力二百分。这番话一直敲打着我，直到我挑战考研再度失利，我便知道自己只剩下一个选择——北漂。
做一名北漂，就意味着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不想受的罪，丢别人丢不起的脸。我有个长辈说，要是连这份苦都能吃，高考怎么会成不了？毕竟，奔波生计耗费的是心血，读书耗损的只是脑细胞。
我没有反驳那位长辈，尽管我心里觉得他说的没有一个字在点上，他自己早就认命了，还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庸庸碌碌。
“变成最好的女人，拥有大房子、好男子和起点就高于他人的小孩”，这是很多人眼里的海市蜃楼，也是打败无数北漂人的重击。可它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梦想。在梦想被打破之前，它是那么的吸引人，就像罂粟花。
我想，即便终有一天我被它打败了，也不会后悔，因为我起码拥有过，并为之奋斗过。何况，全中国的年轻女人都渴望拥有，那些嘴上说不想，不屑，不惦记的人都是口是心非，而要验证这一点并不难——假使从天而降一亿元只能用来买房，而且不限购，呵，你看她们会把房买在哪里？。
好吧，事实上我妈也是众多口是心非的女人之一，但她和那位长辈略有不同，那位长辈是彻底认了，我妈还徘徊在临界点上。
而这个临界点，取决于我。
今天，是我们要去见赵局长的日子，为我的工作托关系。直到临出门之前，我还在网上投递简历，用人单位都是北京的。
我妈在卧室走来走去，她嘴里念叨着“别让赵局等”，手里也没停过。女人在出门之前要拾掇的太多了，她这一生都是这么劳碌过来的。
我心不在焉地合上笔记本，我妈已经走到房门口，问我：“还惦记着去北京呢？”
我随口应了一句：“不然呢？”
是啊，不然呢？我妈这半辈子都在我耳边念叨着北京的好，在北京落地生根才能改变命运，我现在这样全都怪她，她原本也是个金凤凰，怎么就落在攀枝花了？可整间房子里唯一能证明这一点的，只有放在客厅书柜上的一张合照，照片里是我妈、姥爷和姥姥，那时候他们还在北京，一家三口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等我打开衣柜有些意兴阑珊地找衣服时，刚好听到我妈这样说：“啥都没有去了喝西北风啊？”
这是她念叨无数遍的一句话，但她的很多话都得反过来听。
比如，假如啥都有呢？
我妈收拾完屋子，开始收拾自己，她穿着体面的套装，还特意戴上一块考究的手表，仔细梳整头发，但这并不妨碍她嘴上的功夫。
她正念叨着，留在家里有什么不好，起码还有她给使使劲儿，这个税务局的工作有多少人挤破脑袋，就我偏不识好歹。
这番话也不知道是在给我洗脑，还是给她自己。
你信不，假如我真的识这份好歹，她又要不甘了。
我别的没说，只问她：“一个月工资多少？”
我妈：“起码两千，逢年过节还有奖金。”
两千？我读了四年大学，为了考研拼死拼活，为的只是一个月两千？
我随口回她，等我去了北京一个月给她寄两千，第二年就翻倍。
在北京，就算当服务生都能省出这个钱，我还就不信，我的学历只能当个摆设。
结果，我妈看到我身上的衣服，又开始念叨：“要见领导，你好歹穿得正式点啊！”
她依然在担心这份工作，只怕如果去不成北京，连这条退路也没了。
直到我们到了约好的餐厅包间，见到了梳着背头的赵局长和一个梳着同款发型的年轻男子赵胜宾，我妈就热络的开始张罗。
赵局长和赵胜宾都说着本地话，寒暄时，话里话外说的都是前程，比如赵胜宾才用了两年就当上了主任，而我则将这些时间浪费在考研上。
我妈接话接得有些艰难，只有我听的出来她的懊悔，早知我不是那块料，还不如早点让我认命。
这分明是一场鸿门宴，找工作和找丈夫一起解决，经济实惠有效率。
接下来，在和赵胜宾的交谈中，我得知他和我一样都是铁中毕业的，我们班主任是他小姨。你看，小地方就是这样，低头抬头都能攀上关系。
赵胜宾说着还抽起烟，昨天晚上才打了通宵的麻将，还问我会不会，下回一起。
我轻轻笑着：“我不会。”
赵胜宾终于听出不对：“你平时都说普通话啊？”
我说：“我妈祖籍是北京的。”
我妈刚好起身给大家续茶，这时插了一句：“我十多岁跟父母支援建设来的，就再没回去过。”
字正腔圆，足以媲美女主播。
赵胜宾很不以为意：“我前两个月去过一趟，人太多了，还是这里好。”
是啊，人是多，可是除此以外他恐怕也找不出另一个“不好”了。如果不好，大家为什么还要往那里挤呢？
从这以后，我再没和赵胜宾说过一个字，我自然也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切，北京来的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在求人办事？
而我，却只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惨淡无光的未来——如果留下，我将会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丈夫，说不准就是他，闻着烟味儿，陪着打通宵麻将，在所谓的工作岗位上喝茶看报纸，一眼就望到了几十年后生命的尽头，不会有大波折，自然也不会有惊喜。出门应酬时，人家再问起我的“普通话”，我还会夫唱妇随地说一句：“哎，还是这里好。”
饭局过后，我和我妈坐着晚班的公交车回家，车里稀稀落落坐着几名乘客，一个个无精打采。
我们坐在最后排，我看着窗外，窗户上透出灰暗、落后的街道，没有电视里那种五光十色的夜景，更没有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热闹，只有我妈歪着头打瞌睡的倒影。
我回过头来看着她，原本整齐梳着的头发已经有些散乱，一缕发梢垂下来在额前晃悠，外表光鲜的套装里是一件红色的针织衫，外人自然看不到，但我知道，那件衣服早就开线破洞了，穿了太多年，我妈也舍不得换。
这全是因为，贫穷。
等我快到和李晓芸约好的婚纱店时，我先一步下了车，临下车前还小声跟售票员说了一声，等到了北门桥记得叫醒我妈。
要不然，她会一直睡到总站。
李晓芸是我的好闺蜜，她要结婚了，今天我要陪她挑婚纱。
但其实也没什么可挑的，这家婚纱店简陋土气，婚纱都随随便便挂在架子上，有的泛黄，有的开线，有的还落了灰，恐怕打从生产出来的那天起，这些婚纱就没有洗过，也不知道沾过多少陌生女人的体味。
但李晓芸试穿得很开心，她也说着一口本地话：“你妈可真行，明知道你都有杨大赫了，还要给你介绍男朋友。”
和她在一起，我通常是不说普通话的：“她就是想方设法的要把我摁在这儿，三天两头的介绍。”
然后，我们又提到了北京，李晓芸还说：“待会儿王佳佳也过来。”
王佳佳高中时比我大一届，读书的成绩不如我们，却在北京一所民办大学念书，而后留下，关于她的故事都是“听说”，比如她如何大方，有门路，仗义，却在工作上毫无建树等等。
李晓芸说，王佳佳从北京给她带了项链和耳环，不像这里的款式太老气，她还说如果我想去北京，王佳佳是一块不错的敲门砖。
可我却觉得，王佳佳念书时就不努力，去了北京恐怕也是底层。
我们正说着，门外传来两个中年女人的吵闹声，家长里短。
李晓芸有些感慨，说她老公田子家里没钱买新房，她爸妈想把份子钱都拿出来，再贴补点，争取让她和田子搬出去住，可田子妈却老大不乐意。李晓芸却不管这些，认准了只要生了娃，横竖都是她和田子的。
说真的，我都替她累。
直到这时从门口传来一个女人清脆的声音：“晓芸！”
沉重的话题才被打岔过去。
是王佳佳，她穿着叠领的大毛衣、皮短裙和一双流苏卡其色长靴，随手挎着一个大背包，偏巧不巧正是我前阵子从杂志上剪下来的LV的neverfull，更不要说她耳朵上那对长耳环，手上的戒指，上面的碎钻在昏暗的小房间里仿佛能放光。
王佳佳也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开始展示她给李晓芸带回来的首饰。
她们的话我其实没怎么听清，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些亮晶晶的东西上，仿佛李晓芸穿着那件陈旧的婚纱，也被那些首饰衬托得焕然一新。
可事实上，我的目光更多时候是落在王佳佳身上，脑海中只浮现出两个字——洋气。
再看向像是很久没有擦拭过的镜子，上面沾着污渍，污渍下映出三个女人，一眼就能望到人生尽头的李晓芸，全身都在放光的王佳佳，以及前途未卜，正站在岔路口上的我。
毫无疑问，只要我稍稍向李晓芸迈进一步，我将会有一个和她差不多的婚礼，住上差不多的房子，过着差不多的人生，将来老了还会和她一起站在某个简陋的婚纱店门口叽叽喳喳念叨家里的琐事。
而走向王佳佳……则意味着“不可预测”，无论是好的，不好的，将得到的，将失去的，一切皆有可能。
连王佳佳都能做到光鲜亮丽，一进门就仿佛给整间屋子照进来阳光，难道我还不如她吗？
那些平日里被我小心隐藏在角落里的不甘心和嫉妒，似乎在这一刻齐刷刷地跑了出来，规模之大很快就填满了我的大脑，容不得我忽视。
我知道，我要的，我所追求的生活，我的将来，我的喜怒哀乐，一定、必须是在北京，绝不能是这里。
只要去了北京，那些五光十色的生活便不再只是想象。
清晨，我会穿着洋气时尚的套装，踩着高跟鞋，走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出入写字楼。
傍晚，我会拎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穿梭在豪华的商场里。
夜晚，华灯初上，我还会约上几个和我差不多的女生，一起坐在高级餐厅里，谈笑风生地聊着准备入手下一季的新款，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它们从杂志上剪下来。
还有每个月，我会寄回家两千块钱，哪怕她再像今天这样劳累，起码还可以打个车，起码可以换一件新的针织衫，不用再将旧的藏藏掖掖地穿在套装下。
起码，逢年过节从北京回来时，所有大学和高中同学都会围着我转，羡慕且嫉妒地看着我。
起码，再遇到像赵胜宾那样的男人时，他不会再用那样轻描淡写的语气说，“还是这里好”。
起码，等我将来人到中年，不会跑到人家婚纱店的门口家长里短碎碎念……
生存和生活，到底是有天渊之别的。
2
王佳佳无疑成为了我成为北漂的一个催化剂，或者说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那天见过王佳佳，我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收拾杂物，我妈见了，问我是不是发神经，还是那天在饭局上受什么刺激了，如果实在不喜欢赵局长介绍的那个赵胜宾也没关系，没有人要求我一定要和他好，只是在攀枝花这样的小地方，女人们都早婚早育，她只是怕我被落下了。
我听着我妈那些念叨，没有反驳她一个字，只是在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向她保证，我对自己的前途绝对认真负责，我更不是个轻易受别人刺激影响的人，就算真的刺激到了，那也是因为那种难以压抑的渴望早就存在了。
那天之后，我妈又和我聊了很久，她也终于明白了我的决心，或者说我的企图心，眼瞅着自家的闺女就要远行，当妈的哪有不担心的？
我妈嘱咐了我很多，又试图挽留，直到我终于踏上北上的火车，火车内外轰轰闹闹，我妈在车窗外扯着嗓子对我说，不要等春节再回来，但凡有点假期都要记得回来看看，平时要多给家里打电话。
直到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来抑制不住的兴奋和难过，兴奋的是，我终于离开这个小地方了，第一次去那么远的首都；难过的是，这次不是为了上大学住校，而是为了生计而奔波。以前从学校回到家里，从没想过吃穿的问题，现在这些却成了我的奔头。
是不是人长大了，烦恼就会变多？为什么越是想求什么，越是求而不得？人这一辈子到底应该怎么折腾才精彩？无数个问题，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伴随着我一路北上。
我闲得无聊，翻开手机刷微博，刚好看到这样一句话：“千万别在最好的年龄里，吃得最胖，用得最差，活得最便宜。”
这句话就像一根插进指尖的小刺，让我不上不下愣了好一会儿。
这样的人生恐怕任何一个女孩子都不愿意拥有，可是当我抬眼一看四周，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才发现除了第一条有待商榷外，整节车厢里有多少人不是这样？
我不禁在心里打了个激灵，突然脑补出一副画面，自己已经年逾中年，一辈子庸庸碌碌，连一个自己想要达成的愿望都没有满足过，到了那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该是什么样的感受？
恐怕这便是万箭穿心吧？
就这样，我带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一路北上，车窗外的景色渐渐从绿色变成白色、灰色，时间似乎发生了逆转，从春天过渡到了冬天。
火车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给远在东北的男朋友杨大赫打了通电话，电话里的他语气轻松，有着浓浓的东北乡音，透着忠厚老实。
杨大赫是我在大学校园里认识的男孩，他长得人高马大，一脸憨厚相，在他面前我总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撒娇耍赖。
也是在我告诉杨大赫，我已经坐上火车，第二天下午就要到北京的这一天，杨大赫的妈妈正在老家的医院做手术。
杨大赫问我去了北京住哪儿？
我说：“住我一个老同学家。顶多住一个礼拜，找到工作了我就在单位附近自己租一个房子。”
这样的安排听上去再合理不过，但前提是我要尽快找到工作。
杨大赫很快说：“好，我知道了，我争取下周去北京，咱们一起找房子，你好好的啊，我马上给你打一千块钱，不够你跟我说。”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着急：“你不用给我打钱啊，你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对了，你妈妈手术怎么样了？”
杨大赫说：“还在手术，我正在手术室外等着呢。”
接着，我们又聊了两句，我祝他顺顺利利，我会在北京等他，杨大赫则依然用在大学时那种哄我的语气，让我乖乖的，有事一定要给他打电话。
初到北京，我对一切都处于发懵的状态。
似乎在下火车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化身为刘姥姥，误入了大观园，可我一点都体会不到刘姥姥那种喜悦的心情，我只觉得彷徨无措。
北京真的很大，北京西站的人真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一分都有几十个人从我身边经过，去奔前程。
我穿着白色的羽绒服和崭新的白球鞋走出西站，脚上已经不知被人踩了多少下，身上的羽绒服也被四周各式各样的深色羽绒服蹭脏了，抬头一看，天高地阔，这就是北京。
我好不容易叫上一辆出租车，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去挤地铁，北京的出租车也比我们老家的干净许多，车内空间也大，连那个计价器也显得很忙碌。
我望着车窗外出了神，沿途的景色很快从繁华的西二环渐渐过渡到有些光秃秃的北五环清河，到了北五环，沿街还能看到捆着好几米高纸箱的板车和卖苹果的小商贩卡车，以及懒洋洋趴活儿的人力三轮车……
等我醒过神来，又看了一次计价器，心里一惊——八十七元。
我连忙问开车的师傅：“师傅，请问还有多远啊？”
司机师傅操着一口流利的北京土话，说，不堵的话，还有十来分钟。
我又问：“那请问，从我去的清河，到世贸天阶远吗？”
司机师傅琢磨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也就穿了大半个北京城吧。
我听得越发得懵，想不到第一次感受到北京的寸土寸金，是在距离和出租车的收费上。
等出租车抵达了目的地，我有些心疼地交了车费，下了车就在小区门口见到等候许久的王涛。
王涛是我初中和高中时期的同桌，我们有同窗情谊，小时候干过的糗事彼此都知道，还知道对方偷偷喜欢暗恋过哪个同学，而且因为他名列学校前茅的学习成绩，连带我也多考了几十分。
那时候，王涛不负众望地考上了清华，全校老师都以他为荣，他大学毕业后就留教科学院，光明正大地留在了北京，现如今住在清河某小区。但是这些年，王涛在攀枝花的父母和我们家一直保持着友好互动，可以说，王涛是除了我爸妈和闺蜜李晓芸之外，我最亲密的人。
我刚来北京，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他。
一照面，王涛就迎上来，接走我的行李，满嘴都是道歉：“哎呀太对不住你了，还让你自己来找我，下午这个会实在请不下假来，要不然就去火车站接你了！”
我一边说着“没事，没耽误你吧”，一边打量他，随口笑道：“你怎么胖了？”
王涛只说：“没耽误，对了，晚上想吃什么？”
我朝他一乐：“都行！”
这时王涛眉眼一耷，扫了一眼我的装束：“就你这一身白，我跟你说，没几天就全是灰，北京的灰尘特别大！”
我转而又想到在火车站看到四周都是深色的羽绒服，很多上面都沾着灰：“哎没事，洗洗就白回来了！”
王涛又问：“杨大赫呢，不是说要一起过来住吗？”
我简单交代了一下：“本来是要一起来的，但是他家里突然有点事，所以他要等一段时间再来。”
我俩边说边往小区里走，一路经过错落有致的居民楼，只听他问：“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我笑嘻嘻的，满满都是信心：“来之前投了很多简历，也接到了很多面试的电话，到时候挑挑看哪个更合适。”
王涛随口应道：“那就好，好好挑一挑。”
不知怎的，他的语气似乎并不乐观。
自然，这时候的我还不明白投递简历和面试的那一套规则，人事部负责招聘的人，着急用人的时候每天都要打上百个电话，他们也不会仔仔细细看每一份简历，只要根据条件筛选出来都差不多，就会给对方打个电话，他们还要合算接到电话的人里有多少比例是来不了的，有多少是找到工作的，有多少是不符合要求的，都是广撒网捕鱼，专门捕我这种广撒网投递简历的鱼。
而我，恰好接到了这样的一批电话，就自己以为是个炙手可热的人才。
王涛住的是八十年代落成的老小区，到处都是砖红色的老楼，一共六层，没有电梯。
我们俩一前一后的上楼时，刚到一层，迎面就下来一个理工科气质的男生。
王涛和对方打招呼：“出去吃饭啊？”
那男生语气很轻快：“噢，导师请我们小组吃饭。”
然后，他斜着眼用鼻孔看了我一眼，趾高气昂地问王涛：“老家来亲戚了？”
我一下子就皱起眉，仅仅是因为他那个眼神和那句话，感觉心里有个地方被人重重戳了一下。
王涛平和地对他解释：“不是，这是可依，我们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铁磁！”
我这才礼貌的地回了个微笑，却没说话。
那男生很快走了，我和王涛接着往楼上走，王涛边走边介绍说，这一片原来是科研所的家属楼，后来盖了有电梯的新公寓，大家都搬过去了，就把这片老楼留给刚毕业分配过来的学生住。
我应了一声，又听他说：“这楼里现在住着的，都是当年各地的高考状元。”
我这才想起来，王涛也是我们那里的状元，一下子对这栋楼肃然起敬，忍不住抬头又观望了一下，刚好见到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从楼上走下来。
那女生穿着和我一样的白色长款羽绒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色的毛围脖，五官标致且秀丽，下楼时脚步很轻，有种翩然而至的美感。
嗯，想必这位仙女也是状元。
王涛和那女生搭话：“文卿，你要的资料我放所里了，明天给你吧？”
连名字听上去也是状元会起的。
被称作文卿的仙女说：“好，你这是？”
她用眼神示意我。
王涛笑着回：“我朋友，来我这看看。”
文卿笑容温柔地朝我招招手：“你好，再见啊。”
那仙女一走远，王涛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这个，山东的高考状元，上高中就发明了专利，剑桥要她，人家没去。”
听上去可真牛逼。
但女人看女人，看的都是长相，谁管你学历呢？
我说：“她长得像个演员。”
也不知道为什么王涛开始老王卖瓜：“学校贴吧上投票选出来的校花！钢琴十级呢。”
我忍不住笑王涛：“那你怎么不追她呀！”
我就不信王涛没想法。
王涛立刻自惭形秽得暴露了短板：“我？人家男朋友是哈佛的！我连号都挂不上！”
我“哦”了一声，不再接话，只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而帮我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人赫然就是我的发小王涛，用这样一种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使我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是只井底之蛙。
在攀枝花，我还能骄傲一下，到了北京，我算什么？连这栋不起眼的旧楼里都是人才济济。
我边想着边抬眼，看向在前面抬着箱子很是吃力的王涛，不知为什么，心里受到了一点震动。
王涛那踉跄的背影，也在我心里留下一抹影子。
3
面试对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体验，也是一条自我衡量的水平线。
早在来京之前，我的自我感觉始终不错，毕竟有那么多家大公司给我打来电话，请我来面试。
可是当我真的来到一个又一个面试考官的面前，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知。
第一份面试的用人单位坐落在北京的CBD，最繁华的商业区，楼层很高，坐在走廊上等待面试官叫我之前，我一直从旁边的窗户往下看，看北京的早高峰，看那些老家见都没见过的车水马龙。
只要微微一抬眼皮，似乎就能将整个北京尽收眼底。
居高临下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直到面试官叫了一声“陈可依”，我缓缓吸了口气，整理了一下颜色鲜艳的套装，挂上笑容，推门而入。
屋里有两位面试官，一个比较严肃，一个比较和善。
我刚一坐下，就听严肃的面试官不苟言笑地问：“专业是市场营销，你有相关方面的工作经验吗？”
我飞快地回答：“我今年刚毕业，这是我找的第一份工作，不过我之前在火锅店实习的时候，帮他们设计过促销的海报。”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说了“刚毕业”还是“火锅店”，严肃的面试官很快皱着眉，抬眼瞅了我一眼。
这时，就听和善的面试官问：“你大学也没在北京上，家离得也远，为什么考虑来北京发展呢？”
我非常坦白地说：“嗯……为了梦想吧。”
和善的面试官差点笑出声，我一时没明白，难道我说了什么好笑的事？
那面试官连忙说：“没事没事，很好。说说你对薪酬的想法。”
我不假思索道：“月薪六千。”
这回，两位面试官都沉默了。
直到几秒种后，严肃的面试官站起来，和我握了一下手：“回去等通知吧。”
我虽然一时搞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但是看他们两人的面部表情和“送客”的肢体语言，多少还能明白到，这次面试失败了。
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毕竟天真单纯的毕业生有的是，一口价三、四千月薪的抢着来，自然这件事我也是到后来才明白的。
至于“梦想”的话题，几年后我刚好看了一部美国的小妞电影《Morning Glory》，里面的女主角在二十八岁这一年失业了，当她和妈妈谈话还提到了梦想时，妈妈对她说：“你有梦想，这是好事啊！当你八岁时有梦想，大家会觉得你很可爱；十八岁时，还算鼓舞人心；二十八岁时谈梦想，丢不丢人啊？”
事实上，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刚好卡在十八岁和二十八岁之间，我不知道那算不算鼓舞人心，但大约可以认定为，它正在朝“丢人”的路上前进。
而那两位面试官，八成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天真的毕业生了吧？
直到回到王涛的家里，我心里仍是出奇得闷，一闷就想干点活，总比躺着装死强，于是就走到厕所里，随手捡起脏衣篮里的衬衫洗起来。
王涛很快被流水声吸引过来，一照面就惊了：“你怎么给我洗衣服啊？我自己来就行。”
我头也没抬：“顺手就洗啦，你肯定没我洗的干净。”
王涛半晌没说话，我侧了下头，刚好对上他的笑。
奇怪，笑什么？
我随口问：“对了，你这边房租多少啊？我跟你分一下。”
王涛又一次惊讶：“不是吧你，跟我这么见外？”
我嘿嘿一乐：“总要跟你假装客气下。”
由于我站的角度刚好可以看到大门口的动静，这时就见一张水电单子从门缝下塞了进来。
我放下衬衫，擦了两下手，越过王涛捡起单子。
王涛反应过来：“水费单吧，给我。”
我没理他，直接塞进自己的兜里：“行啦，我顺手就交啦！”
王涛果然不再坚持。
而我，也没有对他提起面试受打击的事。
王涛来的比我早，像是今天这种小打击，恐怕他早就见怪不怪了，我要是连这点事都搬上日程，未免显得矫情。
可是后来我转念又一想，以王涛的学历，这种打击恐怕会对他绕道而行吧？如果是他开口要六千的月薪，用人单位岂不是高兴坏了？
很快的，我又迎来第二次面试，更糟糕。
我不再像第一次那么有自信，也不再像第一次那么莽撞，不食人间烟火。
那个面试官的问题也和第一次遇到的不一样：“你是四川人，又在成都上的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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