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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如墨，玻璃窗里映照着木质办公桌的笨重与沉稳。两人一排，三个一列，校对科办公室里深藏着几个惯于字斟句酌的人。
舒林生身处其中，矩状布局的临窗一角。他佝偻着身子，烫虾的体态，颔与颈贴着前胸，眼不离笔下半寸。
上了十来天班后，林生已然明白，专业校对是件枯燥乏味的工作，简直可以称作人生折磨。桌子左侧，是一个可以自由伸展的稿架，上面铺放着稿件原文——字迹或娟秀，或狂放，或沉静，或遒劲，当然也有潦草不堪——林生每接到一件任务，首要的就是先把稿件的文字细看一遍，与其说是通读，不如说在逐字辨别，关键的地方连标点符号都要分清，特别是长得像双胞胎的冒号和分号。“先把面上的弄全乎了，里头的就有把握；把上面的弄懂了、悟透了，下面才不会出什么差错！”这是他上班后听到的第一条戒律。向他发布戒律的是他的师傅，就是邵大姐的老公，校对科的“一把手”——科长吴发生。
林生原来只闻师傅，未见其人，在办公室时曾从电话本上查过这位科长的大名，不由沾沾自喜。他的名字竟和自己尾字相同，师徒二人，珠联璧合，正应着《易经》上的“生生不息”，其兆元（大）吉。既是如此，纵是没有邵大姐的美言，他也会亲自带这个徒弟。见了面，林生先是施礼，后才仔细端详，原来师傅其貌不扬，瘦瘦小小的，比起人到中年甚是福态的邵大姐小了一圈。接触多了，就领教到他话多，虽不全是至理名言，倒也有不少很是受用。只是他那名字，时常让林生浮想联翩。吴发生，听起来又像是无法生，如果邵大姐当年怀孕迟点，责任可不在她啊！不过他很快就从副科长徐秀波嘴里知道，人家“吴一把”儿女双全，小儿子正好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颁布的那一年春天。她在向林生透露这事时，语气里飘出浓浓醋意，顺便将自己这辈子可能只有一个女儿的遗憾和盘托出。林生可不关心家长里短，他在一心熟悉校对业务的空隙，拼命培养“校对工作的事业感、使命感”，有时还是无法回避“吴发生”这三个字，愈琢磨愈觉得这名字有味道，有学问，甚至道出了人生密码：按照老子哲学“无为”理论，无发生就是无为而发、自然而生；就眼下工作而论，无发生就是无错发生，这名字似乎决定他天生就是为“校对事业”而来的。“在大机关的办公室里做事，无官一身轻，无过就是功，无错就是正，领导不找你麻烦，就是不小的光荣”——这是吴科长给林生讲的第二条定律。小小的印刷厂，在他嘴里竟是铁定的“大机关”。林生这才明白，原来邵大姐那两条忠告，只不过是从老公这里贩去的沧海一粟。这些格言警句，看起来简单平易，可用到工作和为人处事上，实在是贴切，受用。体味着这些，林生渐渐觉得，自己虽然没读研究生，好像也得到了一名导师，工作的导师，人生的导师。
然而林生毕竟是很有思想的林生，他无法忍耐生活过于刻板、没有新鲜事情发生，就像自己在田间林野就要寻觅新奇的虫子，在煤矿挖煤总想在石壁上找到龙蛇印记，在大学听课时再三挖掘授课老师的奇特之处，乏善可陈时就从他（或她）的五官整合或者袅袅余音里提炼出“干枝梅”、“刮锅器”之类绰号来一样。对吴科长传授的校对业务，他自要欣然接受，把那些技艺演绎一至三遍，三遍之后便觉索然寡味，比如师傅要他把新排出的清样逐行折叠，放在右侧，每看三五个字，眼睛就要转向左侧原稿上校核，这就是所谓“行折字抠”。林生坚持两三天，就觉得脖子快要酸到泡梅罐子里，而右手那张叠成几十道格格的纸，虽然不像夏天野地里睡觉时被屁股蹂lin过的蕉叶那样皱皱巴巴，至多也不过三伏天小女生手里的袖珍绢扇那样小里小气。加之校对科里二男五女，除了吴科长就他一个男员工，活脱脱像扇子皱折里的虫子一样憋屈。于是林生突发奇想，何不来点创新，提高校对效率？他看到左侧原稿架上有个印着蓝字的标尺，灵机一动，午休时找来一块暗褐色的马粪纸板，用刀裁割成正方型，中间挖出一个长长的方形，三号字宽窄，八个字长度，往需要校对的清样上面一放，“留白”处透出的，便是要校的文字，聚焦特准。这时原稿架上闲置不用的标尺也派上了用场，他用左手中指划着标尺上下游走，食指和大拇指“掐着”要校对的内容，右手无名指和小指按着“漏字板儿”由左向右逐行“扫描”，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着铅笔透过漏洞在校对过的字下划道道，如此这般，竟然在三分钟内校完了一张清样，比科里原来规定的每小时四页，效率整整提高了五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