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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才能使姚燕的那句话锦上添花。他将那本小说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其中每一句有关爱情的话，都细细品过，既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内容，也没有找到任何灵感。枯坐到半夜，余校长又在窗外察看，见他没睡，就打个招呼走回去。张英才灵机一动，冒出一句话来：敲门太费时，我要直接翻进你的窗户。写了这句话后，张英才很激动，也不怕外面的黑暗，跑去敲孙四海的门。刚敲一下，孙四海还没醒，他就觉得没意思，这样的话怎么和孙四海说呢，说了也不会有共同语言的。他悄悄地退回去。
屋内孙四海醒了，问：“谁呀？”
张英才学了一声猫叫：“喵——”
村长余实和老会计是星期二来学校的，加上王小兰与学校本身的四个人，刚好一桌。王小兰做的菜作料放得很重，大家都称赞说有口劲，吃得过瘾。吃饭之前，村长余实先说了一个好消息：尽管经济困难，村里还是决定将拖欠教师的工资发一部分。当然，他也希望全体老师能在这次扫盲工作中，为界岭村的领导和群众增光添彩。大家都为这话鼓掌，余校长的妻子明爱芬，也在里屋鼓了掌。
酒至半酣就开始逗闹。老会计死死拉着王小兰的手，非要王小兰和他干一杯。学校的人都替她说情，说她真的不会喝酒。老会计不答应，不能喝的酒，自己可以代她喝，但是每喝一杯她必须亲他一下。也不等王小兰分辩，老会计抓过王小兰的酒杯，一口喝干，并将老脸往王小兰嘴上凑。
孙四海的脸色顿时涨得像一大块猪肝。
邓有米见势不妙，起身解手去了。
余校长怕出事，一边不停地用手扯孙四海的衣角，一边用眼色示意张英才。张英才本与此事无关，又有万站长做后台，村干部们一直对他很客气。见老会计闹得有些过分，张英才本来就想出面干涉，加上余校长的暗示，他便挺身而出，插到两人中间，一手分开王小兰，一手将酒瓶倒过来，斟满桌上的空酒杯：“我代小兰姐和你连干三杯。”也不管老会计同意不同意，一口气将酒杯喝干了三次。老会计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一见张英才血气方刚的样子，只有甘拜下风。
孙四海的脸色也开始平和了。
张英才岂肯白喝三杯，拉扯之间老会计叫起了头晕，说：“我服了你，但酒是不敢喝的，我从桌子底下爬过去行吗？”
老会计以为，在界岭的地盘上，自己说出这话就算给了对方老大的面子，没人敢让他真的那样做，没想到张英才要他当场兑现。
村长余实见了道：“行了行了，就这样，意思到了就行。”
张英才心里早就对村干部有意见，自己来这儿教书都好长时间了，谁也不来看望。听到村长余实打官腔，他就来了气。张英才也不说话，绕到老会计的背后，双手抵住老会计的屁股直往桌子底下推。对面坐着的孙四海，将自己和凳子一起往后移了移，露出空当，好让张英才将老会计推过来。
恼羞成怒的老会计，爬起来时手里攥着一只肉骨头，要砸张英才。
村长余实连忙口称：“醉了！醉了！别再喝了，撤席吧，别让孩子们看笑话！”
送走了村长余实和老会计，张英才看见王小兰大大方方地进了孙四海的屋子。他装作走动的样子，来到窗外，听见里面女人的哭声嗡嗡的，像是电影镜头里两个人搂在一起时的那种哭声。
这天夜里，孙四海的笛声响了很久，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歇下来的。
第二天早上见面时，孙四海明显消瘦了许多，眼圈挨着的地方都是坑坑洼洼。
升完国旗，余校长吩咐，三年级和五年级，各抽十个成绩靠后的学生，交给他和邓有米安排。按学习成绩排顺序，叶碧秋应该是前三名。张英才不明白，要成绩差的学生做何用处。问过之后，又得不到回答，因而多了个心眼，将叶碧秋派了去。
隔天，张英才问叶碧秋：“余校长安排的事你都做了么？”
他吸取上次的教训，说话时绕了一个弯。
叶碧秋果然很坦白地回答：“余校长安排我替余小毛做作业，我很认真地做了，余校长还表扬了我。”
张英才问：“你认识余小毛么？”
叶碧秋说：“认识。我们一起启蒙的，但他一直断断续续，有时候来上课，有时候不来上课。今年开学时，余校长又动员他来了。他只报个名，连教室都没有进，就回去了。他家里太困难，读不起书！”
张英才说：“我们班的同学，总共要代多少个报名不上学的学生做作业？”
叶碧秋说：“余校长说，一个同学负责两个人。做完了，每个学生奖一支铅笔，两本作业本。”
张英才说：“明天放学时，你将代余小毛做的作业本拿来，我替你改一改。”
叶碧秋一点也没怀疑，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叶碧秋果然将作业本带来了。张英才一看，和五年级已经做过的作业一模一样。
张英才想不明白，这样做是什么目的。
转眼十天过去，万站长带着检查团来了。
检查团来时，余校长又要孙四海将三四年级的课，也交给张英才，理由是孙四海也要负担部分接待工作。张英才忙得团团转，连和万站长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他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似乎比平时多出许多，却难得有空想想其中的缘故。
检查团在学校待了一天，下午总结时，张英才给两个班的学生布置了同一个作文题《国旗升起的时候》，三年级要求写三百字，五年级要求写五百字，腾出时间自己跑去听检查团的总结报告。县教育局的一位主任主讲，他认为，在办学条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界岭小学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多的入学率，真是一个奇迹！他还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几大堆作业本。张英才听完报告才明白，这次检查，扫盲工作只是虚晃一枪，重点是适龄儿童是否入学。
万站长也是检查团成员，他发言说：“老万我不怕大家说搞本位主义，如果界岭小学这次评不上先进，我就不当这个教育站长了。”
余校长带头鼓掌，检查团的成员也都鼓了掌。
山上没地方住，检查团看着余校长指挥学生降下国旗后，就踏黑下山了。
临走时，张英才对万站长说：“我有情况要反映。”
万站长边走边说：“你的情况，等回家过年时，再好好反映吧！”
万站长走出很远，张英才记起应该把写给姚燕的信，交给万站长带到山下邮局寄出去。他喊了两声，撒腿追上去。跑了百来米，看到万站长在那儿拼命摆手，他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一行人，在黑沉沉的山脉中隐去。
检查团走后，张英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平时各处弄虚作假的事他见得不少，那些事与他无关，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这回不同，不仅他是当事人，万站长也是。学校里的人明摆着是在串通一气，害怕泄露玄机，事事处处都防范他，把他和万站长都耍了。这一想就有气往上涌，他忍不住，拿起笔给万站长和县教育局负责人写了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详细地述说了界岭小学和界岭村在这次检查中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等等见不得阳光的丑恶伎俩。
信写好后，他有空就到学校旁边的路口，等那个三天来一趟的邮递员。等了四天不见邮递员来，也不知是错过了，还是邮递员这次走的不是这条路线。他不愿再等下去。拦住一个要下山去的学生家长，将两封信托他带下山寄出去。不过姚燕的信还在手里捏着，他只会将它托付给像父亲和万站长这样万分可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