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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或者低了一等，就得受制于人。
阳安曾经是四川的农经作物主产地、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生猪输出大县，改革开放后，一度什么也不是了。好的企业跑了，大的企业跨了，新的企业还没有起来；棉花不种了，生猪品种落后了、产量也下降了。领导们天天高喊：环境兴市、工业强市；扭住特色产品，构建支柱产业，实现三大赶超。大会小会不停地开，内容不外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增添措施、狠抓落实，落实落实再落实等等，已经形成了模式和套路；讲话材料完全可以制成模板文件，只消换题目和部分内容，任何一个会议都用得上。有一位讲话时经常念错别字的领导，在同一时间参加两个会，到了第二个会场，私下里问问前面哪些领导讲了话，然后在他上台的开场白中，甚至可以把前面领导的讲话重点大致不差地重复一遍。会议甚至其它具体工作，大而不当、空而不实，常常流于形式。然而，振兴一方经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喊口号和多开几场会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口号喊了会开了，经济则依然停止不前。不过，改革开放后的阳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出产干部。市委书记和市长走马灯似地换，屁股还没有坐热，又换了。叶明到报社三年多，阳安就换过两个市委书记和三个市长。据说，阳安不少局行领导的任命，往往都由不得市领导来决定。阳安的干部不好当，当阳安的干部也不容易。干部换得勤，从阳安走出来的干部自然就多；这一来，“干部”可能算得上阳安真正的特色产品了。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和这个地方的领导能力和操守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这个原因，加之阳安的领导难当，每换一届领导，就会有新的形象工程或者民心工程，用以体现领导的政绩和水平。什么彩化工程、亮化工程、绿化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工业园区、音乐广场等等，名目繁多，不亦乐乎。既然是工程，自然免不了在地上动土，由于领导换得勤，好长一段时间，城区的地下挖得稀烂，感觉这个城市永远都处于废墟中一般。有一条曾经是装点脸面的街道，中间一会儿建个花台，一会儿又撒了换成护栏，不久又换成花台，往返数次，好好的街道常常是一片狼藉。市民说得非常形象：“每换一帮领导，就朝着地下挖，好像这地下真的有啥子宝贝……”这可能是阳安城的又一特点了。
有了这些特点，留不住一张报纸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当然，话也要说回来，说到底也就是一张报纸，没有它人们照样一日三餐、照样呼吸空气、照样工作、照样打牌下棋、照样吃喝玩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阳安报》创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间因为经费原因几经停刊，最近的一次复刊是在十年前；如今它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历史所封存。一张报纸的存亡，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阳安的历史和变迁。
一种新的生活即将结束，在一个时期，报社的人常常议论报社的命运，而且说着说着，没了边际，也不免怨声载道。此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也表达了一种小人物的无奈和不满。
人员的如何分流，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报社的多数人是招聘的合同工，这部分人自谋生路。正式员工，由宣传部统筹安排。最后，肖部长诚恳地说：“不论正式工还是合同工，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我帮忙，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给予帮助……”
叶明当然明白，这不过是领导的客套话而已。最后的午餐，大家喝了不少酒，吃得很开心。管他的，不吃白不吃，不开心白不开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