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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数、纪律、武术等基础中少班训练，三年后升中少班。中少班也是要经过三年的包括少小班知识的升级学习训练合格后才能升大少班。
进入大少班后，就要根据入班学员的不同素质、不同特长、不同学业成绩分成不同的科目进行专项教育，目前只开设了进士科、武学科、格物班、精算科、女艺科。由通过“仁威堂”出面专门选聘的文人、武士、专业人士进行教授。其中，“女艺科”由舒玉莲亲自主持教授，而纳言敏珠的女红是一绝，她也在其中教授一门功课。另外，韦仁最注重“格物科”的教授，他通过内务府，暗中通过重金礼聘、暴力相逼等威逼利诱的手段，将不少的能工巧匠引进“绿野山庄”。被他们安排在山庄中条件最好、环境最隐秘、防卫最严密的地方，其中包括进入“格物科”学习的学员，取名“格物院”。并对其采取全军事化封闭式管理。当大少班毕业后，就会根据“仁威堂”的需要（实际上是韦仁的需要）进行最终安排。
韦仁为何如此重视“格物科”——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格物致知是一个重要概念。格物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的意思。从宋代理学家程颐开始，“格物致知”便作为认识论，他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格物即就物而穷其理，格物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应事接物之类。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知在我，理在物”，这我、物之别，就是其“主宾之辨”，认为连结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训物为事，包括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亦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规范，“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他认为格物的途径有多端，上至无极、太极，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虫，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到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穷理须穷究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人们必须经过这样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在这个时期的西方诸国均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自然科学，发展经济，他们的先进科技和社会文明已经在快步赶上这个古老的帝国。作为一个来自后世的重生者，他是知道科学技术与社会文明对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他同时知道，当今现实社会对外来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抵触情绪有多么的严重。因此，他现在所做的是在自己具备相应的“特权”时期，全力以赴的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秘密进行着，这项与大义相辅相成的“事业”。他自己充分明白，有自己前身所具备的科学理论知识为基础，通过发挥现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如果在提高现有实际生产力，或者开发新产品的途径取得实效的话，首先能在财富积累上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次，又能在在吸收、研究、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他要充分发扬“拿来主义”的功效，要将西方科学文明的成果为自己服务。因此，他专门成立了“格物科”，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搭建一个平台。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培养一大批助手，甚至毫不避讳的说是锻炼一种工具，而且是廉价的。
在1661年，顺治病逝，八岁的康熙登基后不久。朝廷发生一件“教案”——当时辅政大臣鳌拜等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上折子参奏，言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在康熙三年1664年冬，鳌拜废除新历，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并廷议判处其死刑。但不久天上出现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宫殿着火。这显然吓呆了清宫统治者。汤若望免死羁狱，旋获孝庄太皇太后特旨释放。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病死于寓所。康熙八年1669年，鳌拜一党被除，康熙给汤若望平反。韦仁借此时机，利用朝廷权力再次分配的“中空”时期，将羁押在监牢中的如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二十多名有名的传教士解救出来，并强制他们签订了服务协议，要求他们无偿为自己服务五年，有偿服务五年。十年期满后，是否再续合约，便是以自愿为原则。签约人必须承诺保守此段时间的任何事物不得外传，时间是合约满约后二十年。这些传教士在当时都是经过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学者，因此，他们能给少年们传授不同于帝国古老思想的其它文明，尤其是开放性的思维和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