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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人营的特定条件下，个人已不复存在。林启明认为，他不是作为个人活着的，而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活着的。军人营的全体弟兄也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活着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们评价他们的时候，都不会说他们哪个人如何如何，只会说中国人如何如何，中国军人如何如何，他作为第九中国军营弟兄们的最高长官，不能不为国家民族负起责任来。他没想到由此而引起的风波，更没想到会于那风波发生后调离第九中国军人营。
每当站在整齐的队列前对着东方初升的太阳举手致敬时，林启明眼前总是飘荡着一面鲜红的国旗。国旗的形象十分真切，是系在绳子上的，旗杆顶天立地地高大，国旗便顺着高大的旗杆一点点爬高，最终，升上高渺的晴空，有时，能在缓缓上升的国旗周围看到火光和硝烟，甚至能看到德信公司大楼巍峨而沉郁的阴影。每到这时候，林启明就觉着，他和他属下的弟兄们还没被解除武装，他头上戴着钢盔，顺着裤缝垂下的左手攥着枪，他依然在为这面国旗而战斗着，耳边就会适时地响起《大上海不会降》的歌声。
小红楼顶的电喇叭却总在播放金鹰电台的申曲，绵绵软软的，听了让人骨头发酥。电喇叭是他和弟兄们要求布莱迪克中校派人装起来的，想藉此了解外面世界的讯息，可喇叭里偏很少广播时事新闻，不知是不是营主任罗斯托上尉有意安排的？
一开始，罗斯托上尉就反对他们在军人营搞精神升旗和日常操练，说是怕日本人知道后，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他据理力争，坚持认为，根据中国军人营区内自治的原则，弟兄们有权自主活动，营理当局不能干涉。罗斯托没办法，请示布莱迪克中校，中校一面让罗斯托少干涉营区内部事务，一面也把他找去谈了一次话。再三告诫他，要他约束行动，不要出格，以免激怒日本军方。他当时并未料到后来的那场致使他调离的风波，对布莱迪克的告诫没当回事，表面上应了，心里却固执地想着，自己是个中国军人，不管布莱迪克中校说啥，他都得按一个中国军人的良知和准则去做。
在那段日子里，他除了带领弟兄们日常上操，进行精神升旗，还亲自给弟兄们上课，讲“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讲得许多弟兄直掉眼泪。
营区周围的中国同胞们密切注视着营内的一切。每天早晨举行精神升旗时，四周楼房上都有人默默观看。上操的哨子不但唤醒了弟兄们的斗志，也激动着中国同胞的心。
一个中学生在写给第九中国军人营全体弟兄的信中说：
“每当听到军营的哨音，听到你们整齐有力的脚步声，我就觉着中国军队还没撤走，国军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为你们而骄傲，上海为你们而骄傲！我和同学们都暗暗发誓：日后一定要和你们一样，做个打鬼子的勇士！”
捧着这封信，林启明感动极了，他让费星沅读给弟兄们听，弟兄们也于感动之中受到了震撼……
嗣后，弟兄们的情绪和军人营周围民众的情绪，在相互影响中越来越热烈了。上操时，营区外的同胞们会大喊抗日口号，弟兄们会情不自禁跟着喊。夜晚，公寓楼上大胆的市民们不但向小红楼里扔糖果，香烟，有一回还扔了面国旗进来。
这情形持续了好久，到四月九日夜晚，酿出了事端。
这日，电喇叭里突然播出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不知是华东电台，还是大陆电台播的，说是国军集结精锐主力于徐州东北之台儿庄，一举歼灭入侵日军两万余人。弟兄们当即在小红楼和各自的帐篷里欢呼起来。营区外的公寓楼和四面的建筑物上，许多中国民众也挥着旗帜、帽子冲着营区欢呼。
林启明泪水直流，拉着勤务兵小豁子冲出屋门，在小红楼楼上楼下四处以茶代酒，和弟兄们碰杯祝捷。在二楼过道上，二连三排的一帮弟兄，还在排长豆大胡子的带领下，把他架起来，抛到了空中，急得小豁子又喊又叫，差点哭了。
在那激动人心的夜晚，《大上海不会降》的歌声又响了起来。开头只是几个女声的微弱齐唱，从方位和距离上判断，是从北面那公寓楼里传出的。后来，歌声越来越大，众多粗大的嗓门参加进去了，整个公寓楼变做了扩音箱。再后来，小红楼、帐篷里的弟兄们也都参加了祝捷的歌唱，营区内外爆飞着一片狂沸的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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